农夫与孩子

儿子旸仔出门去红磡接爷爷了。昨天下午，外甥优仔在上海新客站送爷爷。爷爷没有儿子，所以我和姐姐的孩子们就叫他爷爷，在我们家乡，是很土很土的“大大”两字。对的，就是习大大那两个字！

20年前落户于上海郊县某农夫家庭的我，着实是个不太安分的野孩子。没有姐姐的文静，更无祖上忠厚老实之风范，常随村中小辈人称老父为“木兔子”，唤母“彩妈妈”。念了大学，离了本就没的家庭管束，更似无法无天。可老爸老妈对我一向放任自流，人家问：“囡在啥地方读书？”父亲自豪答道：“上海哩。”至于上海哪块角落，他可说不清了。

我大概是最不知足的一个。十天半月回趟家，还常要发几回小脾气，闹几回小别扭。每每背起牛仔包（母亲唤其为强盗包），抛下一句誓言：“从今以后，一刀两断，再不回家。”母亲在身后笑得直拍大腿：“巴不得呢！省得一个月刮走200块！”可一到星期六，心里唯一的念头，便是回去，见见两张古老的脸，再看看住了几十年的那栋老房子。

父母，从一生下来就认识，也许太拥有了，便不再珍惜，岁月一年大似一年，还真以为他们亏待了我。

“妈，家里怎么乱糟糟的，我的书又动过了。”发发无名火，是因为和学校相比，没了那份秩序和整洁，可实实在在是那份井然有序，让我总想溜回去过一下慵懒的生活。

忙忙忙，母亲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田里，地头，厂里（乡办厂），又是牲口又是副业。而父亲，回回见到的是一身脏衣服，见到他换新衣服，我便也知道不是上亲戚就是过年过节了。

十年前当农场的堂伯第一个种起香菇蘑菇时，因人手不够，请父母去相帮。相帮相帮，就学来了一套技术。搞副业，多好的收获呀，白花花的是蘑菇，黄亮亮的是香菇。从六，七月份到十一二月，仅半年，钱就流进了口袋，抵得上乡办厂一年的辛苦。这么一划算，父母那伟大的雄心便起来了。他们那么积极地去截柴，自家不够，还到二十里外的大姨家一车一车拖回来，浸到河里，又扒来猪灰，晒在家门口，一时间臭气熏天，蚊虫肆意，一个夏天没好日子过。等到猪灰硬邦邦了，又要将其与湿柴拌在一起，一层层往上叠，灰堆越叠越高，活像个蒙古包。父亲矮小的身材在高大的灰堆前，显得相当滑稽。他手握“夜猫叉”，如中世纪的堂吉柯德般冲锋陷阵，“吭呦吭呦”，还是抄了上去。相反，在女人堆里，母亲是属于人高马大的，她细致能干又善于指挥：“祥云，那边的角堆得不匀了，这儿再洒点石灰粉。”急性子的父亲忙得窜上窜下像个猴子。七、八月的天，热辣辣的太阳，汗水滴滴如雨水。父母都满脸通红，手上的青筋根根暴起。

待到不放心的时候，周到的母亲又要去请堂伯来视察，直到他点头才松口气。

也许父母最大的杰作便是我和姐姐。我们一路读上去，均考上本科，大专，这让世代农夫的傅家颇为自豪。父亲有时会自言自语：“从你们这辈就断了土根啦。以后这三上三下的房子，有谁住呢？”说着说着又叹起气来。

有时候我们姐妹也会跑过去，试着把灰抄上去，母亲便会心疼地叫起来：“会晒黑的，要发痧的，这暴日头，进去进去。”

于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烧点绿豆汤，拣个大西瓜，浸在那口母亲称为“清得像猫眼睛”的老井里。待凉得刺骨，便喊：“木兔子，彩妈妈，来喝口汤，歇一歇哩！”妈便会一路“阿囡阿小”地叫进门来，爸更是乐得眯了眼：“看前头土根家养着个拆天拆地的儿子，哪有我两个女儿有良心。”那光景，仿佛大太阳底下没命干的，倒是我们了。

这一份爱，留在我们心头的，便是那一片深深的秋天。

写于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