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是历史教科书对汉武帝的基本评价，其突出贡献如教科书所言，是巩固了大一统王朝。“秦皇汉武”，毛主席也将其与秦始皇并列。读书少的我，向来也是这么认为滴。
闲来无事翻翻课外书，却发现了一个和教科书描述的不太一样、或者说是更为丰满的武帝形象，迫切的想与小伙伴们分享一下。
汉兴之初，刘邦为鼓励手下兄弟拼命，以封侯相许诺。故在汉武帝时代，帝国内还有不少诸侯王，且都是同姓诸侯，亦即刘家人。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采纳主父偃和贾谊的策略，颁布“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教科书上说“诸侯各自独霸一方，生活骄奢淫逸”“地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聚敛财富，横行乡里，与官府分庭抗礼”，从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对诸侯和地方豪强的描述都是“独霸一方，横行乡里”“骄奢淫逸”这样的贬义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道德批判。说到骄奢淫逸，岂止是诸侯，外戚田蚡任丞相后“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汉武帝打击诸侯豪强并不是因为他们骄奢淫逸，而是这些诸侯都是刘姓子弟，有一些还是宫里“太皇太后”们的心头肉，随时可能受诏回京，荣登大宝。这些诸侯如果跟地方豪强勾结在一起，扩大朋友圈，很自然会形成官商一体，尾大不掉，影响政权稳定。理论上，诸侯王么无论谁当皇上，江山还是刘家的，大汉还是大汉。所以汉武帝打击诸侯豪强，实为巩固“一人之治”，而不是所谓的维护社会秩序。
讽刺的是，由于当时的一些诸侯王“国用富饶，百姓无赋”，从而导致原本居住在汉庭中央直管地区的百姓纷纷流向诸侯封地。“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汉书《贾谊传》）。诸侯国的存在对百姓而言，增加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了“用脚投票”的权利，对下层人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武帝时代，为加强思想建设，采纳儒士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百家之首、历代王朝正统学说，自此始矣。教科说上说，“许多士人四处游说，依附诸侯王，对抗朝廷”。“士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书中所言，多少让人有那么一点不太舒服，说轻了，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说重了，就是把知识分子看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毛主席早就倡导，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素来有争议，本为统治需要，却在无形中造成了文化的一元性，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自春秋以来，社会上风行的游侠、游士、说客这类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也由于此文化政策而渐趋消亡。
武帝是否真的尊崇儒术，这并不重要。正如后来的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武帝虽然选拔了东方朔、公孙弘等一批儒士，但其更爱用的是张汤这样的酷吏。司马迁《史记》专门有一个《酷吏列传》，记载了十几个酷吏的故事，其中有十个是武帝时代的。酷吏得到重用，从根本上违背了儒家“仁”的精神本质。所以，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有“内多欲而外托仁义”。秦始皇焚书坑儒，招致千古骂名；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坑人于无形，对文化的伤害岂不更大？
经济政策上，汉武帝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盐铁专卖、收回诸侯国的铸币权、“均输”（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物资，平抑物价），酒榷（酒类专卖），“算缗、告缗”（缗是指非农业收入，算缗就是对这部分非农业收入征税，告缗就是鼓励民众举报不主动算缗的人，如果属实，举报财产的一半归举报者）。
书上说，“富商大贾，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富豪唯利是图，不关心国事”“不肯借钱给国家去平叛”。盐铁专卖是自春秋齐国管仲开始的一项基本国策，沿用千年，影响深远。西汉桓宽所著的《盐铁论》是对这一经济思想的精彩描述。汉初实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经济政策上与民休息。地方上可以铸铁、煮盐。有的诸侯国“铸铜为钱，煮海为盐”，经济上实现了富足。
但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社会，富商大贾是无论如何也不具备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影响力的，真正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是一方诸侯。书中对商人的指责不太厚道。重农抑商是专制王朝控制社会的手段，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代价值背道而驰。还有，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汉朝，为何要求商人必须要借钱给国家去打内战呢？不合道理！
经过汉初70余年的积累，到武帝时，国家财政收入颇丰，但为了支撑耗费巨大的对匈奴的战争，钱总是不够用，国库也没有余粮了。桑弘羊就向汉武帝献策，百姓要生存，就得吃盐，百姓要生产，就得有铁器，所以，要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盐、铁就能挣大钱。武帝于是让桑弘羊当财政部长，负责为朝廷挣钱。
一种东西，如果被垄断了，挣钱是肯定的，但随之而来的低效率也是不可避免的。盐铁专卖实行一段时间后，御史大夫卜式坐不住了。“郡国不便，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之。”就是说，官府垄断经营的盐、铁，不但质量差、价格贵，还经常强买强卖。无奈，卜式由于直言相谏，开罪汉武帝，“上由是不悦卜式”。
盐铁专卖虽然增加了国家财富，但用现在的话说，却是与民争利。农业社会，盐、铁、酒、药都是重要财源。武帝时期，独占其三。官府干了，百姓就干不了。没有了竞争，市场就无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无法促进经济发展，还会滋生腐败，阻碍经济发展。汉武帝死后，“酒榷”之法在霍光主持的盐铁会议上，由于贤良文学的激烈反对，被废除。
均输，举个例子，政府在大连低价购买皮皮虾，由辽东郡的均输官转运到内陆沈阳，赚取利润。本质上就是国家机器商业化，国家充当了本该由商人扮演的角色。其本意是平抑物价，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精明的均输官很快就发现了生财之道：均输官故意不卖皮皮虾给沈阳的百姓，而是把从大连转运来的皮皮虾卖给利益相关的商人，由商人高价卖给沈阳百姓。一来二去，国家收入增加了，均输官口袋鼓了，中间商挣钱了，唯独百姓多花了本不该花的钱。
关于算缗，告缗，就让人想骂娘了。农桑收入之外的皆为缗。这部分的收入都要上交国家，有点像列宁时期的余粮收集制。朝廷对百姓的态度就是，够吃够穿就行了，不允许有额外其他的消费，更不用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了。为保证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还别出心裁的大兴告密之风。隔壁老王家多养了10只鸭，没向官府报告。老王跟邻居关系又不好，邻居就向官府告密，说老王不老实，藏私活。官府查实后，将10只鸭子没收了，作为奖励，给了邻居5只。老王辛辛苦苦养的鸭子没了，邻居告密得到了5只鸭子，朝廷啥也没干，也得到了5只鸭子。你要是老王，你气不气？所谓算缗、告缗大概说的就是这事。
算缗、告缗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民间大兴告密之风。本来汉法有“亲亲得相首匿”的人文温情。因此政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了。上个世纪，经历过全民告密时代的人都有切肤之感，想想后怕。
因告缗，朝廷几乎是用合法的手段在没收百姓的财产，财政收入快速增加。《汉书食货志》记载，“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中产以上阶层大多破产，老百姓也不爱琢磨其他致富之道，挣得多了还要交给国家，索性当个懒汉。
最后，武帝还有一个终其一生的“嗜好”，迷信神仙方士之术。大抵皇帝都有这“癖好”，秦始皇不也派徐福渡海求长生不老之药嘛。但是武帝的爱达到了“任性”的程度。试举一例说明之：
汉武帝封禅泰山后（酷爱到处封禅），没看到方士说的“风雨”，进而轻信方士“到蓬莱求仙”的馊主意，兴高彩烈地盼望能遇到神仙，还打算亲自乘船出海去寻找蓬莱仙山，群臣劝谏，但都不好使。唯独东方朔说道：“与神仙相遇，要出于自然，不必强求。若是有道，就不怕不来；如果无道，纵然到了蓬莱山，见到神仙，也没用。我希望陛下回到宫中，安静地等待，神仙自会降临。”汉武帝这才打消了出海的念头。（小嗑儿唠的多硬！服不服？）
这还不算完，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十一月，汉武帝重用方士江充，大兴巫眾，直接造成了戾太子刘据被迫起兵造反进而自杀的高层政局动荡。时，方士及众神巫聚集京城,用妖术迷惑众人，女巫在官中来来往往，教官中的妃嫔们念咒语。汉武帝刘彻大怒，诛杀数百人。后又发动三辅骑士在皇家园林里大搜查，并在长安城中到处寻找，过了十一天才收兵。因巫蛊的原因牵连受死的，前后达数万人。
征和二年七月，与戾太子刘据结怨的方士江充说宫中有蛊气，武帝命江充入宫追查，江充诬告太子府中埋的木偶最多，又有帛书，所言大逆不道。太子得知后非常恐惧，听从老师石德的计策，派人捕杀江充等人。汉武帝派兵追击太子,太子举兵对抗，激战五日，兵败逃亡，被迫自杀。
事发后，汉武帝虽有悔意，“上既伤太子”“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但涉及皇位继承人这等大事，群臣也不敢说什么。转过年来，借着田千秋的谏言，汉武帝“族灭江充家”，还专门筑了一个“思子宫”。这才回过味儿来，是不是有点晚了？
对于汉武帝，《汉书》的作者班固评价较高，“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司马迁评价较低，（不排除受宫刑之影响）；司马光因年代久远，评价较为可信，其认为汉武帝穷奢极欲，好大喜功，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造成民生疲敝，和秦始皇有一拼。
不可否认，汉武帝一系列的政治、文化政策是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做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撑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至于迷信方士，大兴巫眾，巡游四方则多是好大喜功、多疑的性格和“向天再借五百年”的帝王心态使然。
通过汉匈战争，汉武帝改变了汉匈之间的力量对比，“漠南无王庭”。匈奴开始了西迁和内附。打通河西走廊，沟通西域，丝绸之路应运而生，加强中外交流，扩大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这都是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轮台罪己诏”是其晚年对自己施政过失的反思，普通人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尚且困难，高高在上的皇帝做到这样，更是加分，不是减分。
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些也应该告诉后代子孙。“不虚美，不隐恶”，才是治史该有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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