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所带来的是悲观的预言，并且带来了激进的建议。皮凯蒂主张，为了改变21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这个建议连他自己都知道是无法实行的，他承认，这是一种“乌托邦”想法。《21世纪的资本》一书受到的最猛烈的抨击就是征税建议。但是，抛开既得利益或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书中的主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进。
皮凯蒂并不是主张建设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他甚至不认为政府的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扩张。20世纪中期，全球范围内政府的规模已经出现了一次大跃进。1900-1910年，在英美法等发达国家，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10%，但从1910-1980年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持平。如今，发达国家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在30%到55%之间。税收的大幅度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展望21世纪，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前景下，税收不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皮凯蒂认为，政府亟需强化其承担社会职能。19世纪政府基本不管教育和医疗卫生，因此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医疗卫生条件也较差。如今，政府投入已经是教育、医疗卫生经费来源的支柱。19世纪，政府也基本不管养老，如今，对于大多数退休者来说，从政府领到的养老金是其老年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如今的教育已经从增加社会流动性，转变为压制社会流动性，富人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大学，穷人的孩子则高攀不上。哈佛大学学生的父母平均年收入是45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收入最高的2%人群的水平。20世纪中期建立的“现收现付”制度也无法持续，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口会比年轻人口多很多。为了更好地承担这些社会职能，政府应考虑税收改革。
直白地讲，人们还是要多交税。但是，贫富严重分化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交税。因此，皮凯蒂的建议是，应考虑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都曾经提高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1914年前，欧美国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大约为2%左右，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就开始猛增到50%以上。这一时期，美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尤其增长迅猛。
1933年，罗斯福总统一上台，就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63%，1937年又增至79%，1942年增至88%，1944年再度增至94%。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开始下降。如今，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所得税不仅不再是累进的，甚至成了累退的。在法国，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得税率为40-45%，收入更高的40%的人口，或曰中产阶级的所得税率为45-50%，但到了收入最高的5%以上的超级富翁，他们要缴的所得税率反而开始降低。收入最高的0.1%的超级富翁，所得税率仅为35%。巴菲特也曾经说过，他交的税还没有他的秘书交的税多。这种累退的所得税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而且会让全社会感到不公平，尤其是被迫承担最高税率的中产阶级。如果人们感到不公平，就不会愿意交税。人人为自己着想，反对各种税收改革。在经济低迷的时候，税收改革本来就很困难，这下子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了。
皮凯蒂进一步提到，其实对所得征收并不完美。因为超级富翁们并不会如实地汇报他们坐拥财富得到的收益。欧莱雅的继承人可能是法国最有钱的人。她拥有的财富达300亿欧元，但她每年申报的收入不超过500万欧元，不到其财富的万分之二，可能吗？这就是他主张对资本，而非所得征税的原因。他主张对资本征税的另一个考虑是，如果对资本征税，人们会更准确地申报资本所得，这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避免出现像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有人会说，对富人征税，会影响到他们的积极性，反而对经济增长有损害。适度的财富能够鼓励勤奋，但过度的财富只能鼓励寄生虫。有人会说，有钱人赚那么多的钱完全靠自己的本事。
但是，皮凯蒂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大企业的CEO拿钱多少，和企业的业绩没有太大的关系。再说，就算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钱都是自己赚的，那么，他们的儿女，孙子孙女，一样有资格享受世袭的巨额财富吗？等到一个社会里1%的人占有99%的财富，而其他的人全无立锥之地，这样的社会还会得到人们的珍惜和呵护吗？从根本上说，财产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的，就看你想要什么。皮凯蒂认为，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采取行动，遏制财富过度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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