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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他通过描写几个历史人物来反映万年十五年间的面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为后续重大事件作了铺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瑞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通过了解本书“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这一章，明朝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存在的不足由此可见一斑。
一、明朝司法行政制度的弊端
（一）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
洪武皇帝确立明朝时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旨在于保存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上至官僚文员，下至平民百姓，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拿海瑞来说，尽管他尊重法律，主张忠实地体会法律精神，按照法律的最高限度执行，但无论他怎么将道德细化，读书人依然诵读学习“四书”，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挣脱传统道德的束缚，还是在洪武皇帝的复古之中循环。
例如，“杀人偿命”的刑法没有一定的决断行，因为存在过失杀人和谋杀等各种情况，所以应该分为人命关天和以眼还眼等多种处理方式，表面上官员判决有理有据，相关人员配合有序，效率很高，实则是简化了司法制度。
再比如，海瑞一而再再而三的退隐和被启用，更是说明了帝国的政治措施与立法的脱节。出现在海瑞身上的赞扬挽留以及驳斥诋毁的两种声音成为两极分化，以违反孔孟道德的莫须有、“不协于公论”为理由批评他的官员最终让皇帝给海瑞下结论，即不能出任要职。
政府用这种手段打压海瑞这类存在威胁的官员，实际上也是在暴露自己的矛盾症结。明面上无法解释的通的问题，道德伦理就被作为假借手段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就是说，皇帝以及道德理论照样还是真理，即使海瑞能力极强，触犯到利益问题也须得退后。
总而言之，其本质还是道德在代替法律，显而易见的，这种法律上的潦草与低正确性无法使制度合理化。
（二）行政组织管理的欠缺
按面积征收田赋的财政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无限制地给地方施压，地方支出上官员旅费难以固定，不够之时即让大户分摊，所以最后地方基本上靠自给。
其原因是中央不总揽全局，将收支合理分配做到最大化，只是单纯靠地方把财产交上去。
同时，文官制度早就被条条框框给确立好，为了将这种制度协调统一，行政问题就必须要架空简化，才能使低效能的中央得以维持。这样一来，组织和管理上缺乏统一性，缺乏弹性，造成财政制度逐渐凝固，这样的做法就是固步自封，因而破洞百出。
明中后期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屡见不鲜，武宗皇帝沉溺于娱乐，政治腐败，徭役赋税更是繁重无比，“官田之赋，虽比之民田位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然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逋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人民怨声载道。
严重的土地兼并以及大地主官僚强取豪夺的实施让农民失去居住环境。
同时，诸如水灾、蝗灾等自然环境上的恶劣更是雪上加霜，诸如种种引起的流民问题十分棘手，农民起义更是层出不休。
统治者对此的忽视，没有制定相关的解决政策以及合理的组织管理，使本就摇摇欲坠的明朝政府气数渐消。
二、冗繁复杂文官集团的消极影响
明朝重文轻武，文官集团一直凌驾于武官之上，官员权力极大，一旦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政策的指定触及了文官的利益，他们自然会用各种手段加以对抗。
而这时候，文人们尊崇的四书中圣人道德，就是最好的保护色，他们可以冠冕堂皇地用这些来庇护自己的利益。
当国家体系出现问题时，以传统道德为地基的庞大文官集团照样可以用这种万能思想去“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国家外部的呈现与内部的空洞就带来了严重的弊端。
而张居正实行的一系列变法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还是因为动摇到了文官集团的根本利益，当改革政策要求官员进行行政管理上的高效能作为，文官集团的反对声音就会愈发响亮，文人们高举着道德层面的旗帜，将诸如张居正“夺情”等行为无限放大，最终使其结局惨痛。
文官集团之间的内部利益也处于分裂的状态，党争更是愈演愈烈，诸如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万历年间以“道德济世”为宗旨的东林党兴起，与后来的阉党展开伐斗，而阉党虽然本质上是皇帝利用一批边缘官僚来与朝政的主流官僚进行对抗，但最后如魏忠贤之流还是彻底推翻了皇帝的算盘。
在明朝中晚期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各种兴起的党派虽然存在诸如顾宪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正义之士，但他们最终还是陷入了无限的党伐争斗中，与他们所宣告的济世救国背道而驰，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写在最后
一直对明朝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父亲给我买的一套《明朝那些事》，也有可能是经常跟奶奶看《大明王朝》。
本文只简单由书本这一章节谈及传统道德与司法制度的关系，简约翻看了一些资料，行文还有很多很多不足，仅此拙见而已。
我站在后人的视角往前看这一段历史，种种种种，都已经注定了帝国走向灭亡的命运，停笔的同时，也只能叹一句，气数已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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