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住了个李组长

    儿时的记忆的里，有一个家里住了个李组长的片断，总在脑海里不时的若隐若现。

      记得是上世纪的六五年九月间的一天下午，那天好像是星期六，我和队上的呂毛儿、陈毛儿、朱老黑等几个同学在珊珀湖边上扯猪菜回到家里。一向很忙的父母亲也从劳动的田地里回来了，屋前苦炼树上的喜鹊“喳喳"不停地叫，我感觉是家里要来重要客人了。不一会儿，大队的王书记带了一个四十多岁快五十岁的背着背包行李的男人到了我家。王书记介绍说：邹队长，这是“四清"工作组的李组长，李组长从今天起就住你们家了。我父亲笑着说：欢迎李组长。李组长忙说：不客气，以后要麻烦你们了。王书记又接过话：邹队长是贫农，是全大队最优秀的队长，他这房子虽然是稻草房，不过堂屋高而且大，四周是木板璧，堂屋后面这间书房有床有书桌还有后门后窗，正适合李组长办公和休息了，邹队长的爱人很勤快很能干，做得一碗好茶饭。"哟，这蛮好了，王书记，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按上面的要求，要住在比较困难的贫农家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李组长回应了王书记。李组长还说：王书记，工作组的其他几名同志也要安排到困难的贫农家里。王书记说：都作了安排，支委会有人带他们下去了，也都是安排到贫农家里。带李组长到我家后，王书记只坐了一会儿就要走了，父亲留王书记一起吃晚饭，王书记说有点事，与李组长握了个手就蔫头耷耳的走了。可能他是怕和李组长一起吃饭有点尴尬，毕竟“四清"工作的重点是针对大队一级的干部，何况他还是重点的重点。

    王书记是大个子，那时也才四十多岁的样子，王书记和我家是亲戚关系，他爱人是我父亲亲舅的大女儿，我奶奶解放前就去世了，我父亲娘舅那边的关系慢慢淡了一些，我只是伯伯伯伯的叫，我好像就只去过一次他们家，在他家里吃饭是高桌子低扳凳、大肉大鱼的，他家里有好多椅子不知是什么木料做的，好沉啰，搬都搬不动。王书记土改后不久就当上了大队书记，真的当了些年头了，听说他喜欢喝点酒是什么的……。

      王书记走后，父亲把李组长带到了我家堂屋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我父亲说：李组长，这房子很小，不知你住不住得惯。“很好的，有七八平米，有床、有书桌、有窗户，这条件算不错的了，住得惯，住得惯"。李组长是邻近汉寿县来的，说的安乡一样的话。

      李组长个子不太高，就一米六五那样子，是汉寿县公安局的一位领导，叫什么名字我一直都不清楚，只听大家都是李组长李组长的叫。他生得浓眉大眼，无形中给人有一种威严。理着个平的短头发，穿一身黑灰色的中山装，皮股旁挎一把“五四”式手枪，更让我有些害怕，一时半会儿我真不敢接近他。

    铺好了床铺，李组长来到堂屋叫上我母亲：‘你是叫兰英吧‘。可能来的路上王书记作过介绍，我母亲说“是的"。“我们工作队有规定，你们吃啥我就吃啥，不能搞特殊，一角五分钱、半斤粮票一餐，半月我跟你结一次帐。这支手枪我没地放，你帮我锁好，千万别弄丢了"。李组长说完，就把用红绸布包着的手枪交给了我母亲。我见我母亲接过手枪，神情有些紧张，犹如有了千斤重担要压在肩上，一下额头上渗出了丝丝的汗。李组长见了，忙说：别紧张，枪里没子弹，枪也上了保险，打不响。其实母亲怕的不是手枪会打响，而担心的是怕把手枪弄去了。

    接着李组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糖果，"你叫什么名字，加入少先队少么"边问边给了我一些糖果。我说：我叫春喜，读三年级了，是少先队员。"不错，不错"李组长摸了一下我的头说。随后李组长又递给了我大妹一些糖果，"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李组长小小声的问大妹，“我叫月英，四岁了"大妹稚雅的童声回答道。“都四岁了，才这么点高，像个‘地甲甲‘，饭吃得少吧，要多吃饭才长得高哟"。李组长以后就叫我大妹'地甲甲'了。

    屋前头，彤红的太阳快滑到大堤上方一点点了，父亲急忙赶到田地里去查看各作业组一天劳动的情况，母亲回到灶屋里去做晚饭。李组长扯上我到了屋前的挡水大堤上。我俩站在堤面上，向西望河那边是：堤坡下边一百几十米宽的柳树林，接着是碧波荡漾的澧水河，河的那边是太阳要落在里头的无边无际还是绿色的芦苇。转过身来，堤坡边淸一色大小不等的稻草房在邻近黄昏的暮色下炊烟四起，这时户与户不见走动的行人，是死一般的寂静。堤坡上有几头花白猪在不停啃食些嫩一点的野草，偶尓发出几声‘哄哄'的声音。再远点望去，正在绿中泛黄的晚稻有了点模糊，棉地里白茫茫的，棉花桃真是炸开了不少。这时，我们听到我父亲吹响了收工的哨声，只见田地上劳作的人们开始在往各家的草房子里归去。李组长在堤面上驻足了很久，我没听他说点什么，可能是在想些什么大的事情。

      晚上我母亲七拼八凑弄了七八个菜，荤菜有坛子里的酒糟鱼、青椒炒干虾子、韭菜炒蛋、蒸鸡蛋。李组长见了，马上说：哟，这荤菜太多了，兰英呀，这是让我犯错误，下次可不能这样啰。我母亲说：没事的，鱼虾是河里弄的，鸡蛋是自家养的鸡生的，不用花钱买。晚饭我见李组长没吃好多荤菜，尽吃些素菜。

    晚饭后，李组长一个人去了贫协组长家了解情况，我父亲还是“四不清"的对象就没陪他去。

      第二天清早，李组长就起床了，一会儿帮我家打扫门前的禾场，一会又挑起水桶去外河挑水。吃罢早饭，他带上草帽、背上把锄头就和我父亲一起去田间劳动。晚上就与另外几个工作队员走访最困难的贫农。

      过了一段时间，大队和各生产由贫农协会组成的清帐小组成立，全大队的‘四清‘工作就此全面展开，到第二年的五月才结束。我父亲在李组长进驻后的第二周，自己在队里的群众会上‘放包袱"就解放了，继续当他的生产队长。王书记被查出了一些经济问题，作了退赔，洗了个‘温水澡'后改任支部委员了。

      李组长由于非常的亲民、廉洁和爱劳动，深受全大队特别是我们第八生产队社员群众的喜欢，临走时全队社员是夹道欢送！我呢，拉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