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李敖著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是谭嗣同被捕后的狱中绝笔。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拒绝了众人请他出逃的劝告 (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
1898年9月28日，戊戌变维新派人物之一谭嗣同等六人斩于北京菜市口。
《北京法源寺》的主角谭嗣同，是李敖在书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书中的谭嗣同完全敞开心扉，谈志趣谈理想谈情怀，尽情挥洒畅聊他的人生哲学。
谭嗣同是睿智的
谭嗣同是维新人物中唯一一个不是纯粹知识分子。他交游除了和他一样的书生以外，还包括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人物，也就是书生眼中的下层阶级。谭嗣同小时候读左太冲的诗，读到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非常欣赏。他相信 “草泽” 之中必有 “奇オ” ，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而这种 “奇才” 在书生中，反倒不容易找到。谭嗣同要结交五湖四海中的豪杰之土，为的是他相信救中国，光凭书生讲空话写文章是不够的，还得伴之以行动，而这种崇尚行动的人，却只有从下层阶级去找。
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谭嗣同很可能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康有为在上书里把变法维新的道理写得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表现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谭嗣同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太多的人头落地。革命总要死人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血，总是不好的，维新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愿意试一试。
谭嗣同是勇敢的
1898年9月21日，西太后正式 “临朝训政” 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宣告结束。两天以后，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已失掉自由，被慈禧关在皇宫里的湖心小岛瀛台。
尽管外面风声鹤唳，谭嗣同却没有逃走。
变法维新已走到了尽头，唯有用一死来证明给想革命的人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与他分道扬镳的朋友看，革命是对的。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谭嗣同用死来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变法改良路上走，此路不通。
百姓很苦，仁人志士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戊戌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术上的探索摸路的性质，明白了改良之路走不通，告诉大家要回头。谭嗣同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谭嗣同是伟大的
戊戌变法的十七年后，慈禧、光绪都已成为过去，历史已经走到了民国。
此时的梁启超也超然归国，并成为新时代的引领者，这个曾经并肩战斗的友人对于逝去的谭嗣同，有着不同的解释。
从大目标看来，谭嗣同想要用一死证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国问题的真解決，有赖于大家去革命。
从较小的目标看，他眼中的光绪皇帝，已经不是狭义的 “君” 了，而是广义的 “事” 了，光绪象征着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在皇帝，而去自我革新，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只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而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嗣同眼里，他们是同大业共患难共生死的朋友。正如谭嗣同书中所说的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谭嗣同因此患难杀身而有所不避、坐守待死，这也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之一，从 “则皆民也” 的立场，他也不会单独丢下光绪皇帝。
《易经》中初九：潜龙，勿用。此义的关键是 “潜” 和 “勿用”。就其表象来说，现在是潜伏期，时机还没有成熟；就其对策来说，就是不能妄动。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潜” 和 “勿用” 并不是意味着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暗中积蓄力量，用一时的隐忍，换取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潜” 是为了飞，“勿用” 是为了大用。康、梁二人是纯粹的文人，或许康、梁更懂持重谨慎，迂回折就，保存力量；而谭嗣同除了是一个文人，骨子里却有着超然脱俗的侠气，他的豪气让他更能毅然决然，不顾一切。
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规律是春种秋收，阴阳相济，而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规律，如秋天播撒种子，接踵而来的却是寒冷的冬天，再强壮优良的种子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人为因素，更多的是时机。在慈禧当权的时候做了一件让慈禧不高兴的事，在迂腐颟顸的官僚中要让他们除旧布新，改头换面，注定这只是一场黄粱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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