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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山下乡
夏日，骄阳似火。教室里，黑板上：“上山下乡总动员”赫然醒目。
黄老师严肃认真朗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那里，你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他的声音铿锵并变调，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威慑力。尽管我们已经毕业，教室里却第一次这么安静，仿佛我们在升学考试一样，顾不得汗流浃背。
他第一次嗓门震耳发聩：“同学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滚一身泥巴，练就一颗红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请你们积极申请下乡干革命，把学到的文化知识，投入到火热的农村革命斗争实践中去。麻雀安知鸿鹄之志？！”
黄老师随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红头文件向我们昭示了一下，他的声音宏亮，“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做病残之人留在城市里吃闲饭。”
他把红头文件的政策宣读完后，很有力量，说，“你们除了政策可以留城的以外，还有极少数残疾人，其余的都得下乡干革命。趁你们尚年轻，早下乡早好，晚去不如早去！”
我们哗然，感觉不到闷热，黄老师一个劲地擦汗。
一阵后，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你们最好按照红头文件的要求，考虑好了后，上台来表表你们的决心；最后，你们交上《自愿下乡申请书》，以后就不再来学校了。否则，你们还得来学校，分三批下乡，挨是挨不脱的。”
我和有的同学一样，上台表决心：把青春献给党，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最后，我交了第一批《自愿下乡申请书》，便回家。
没过几天，我接到：《上山下乡通知书 》
张长乐同志：
你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要求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被光荣批准。
特此通知
中共巴县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
我拿着通知单和户口本，顶着烈日炎炎，到“知青办”下了城市户口，接下来自己回家做准备，到时下乡。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太阳特别火辣。
我肩挎上学时的军用包，里面有：梳子、牙膏、牙刷、小纸扇、手电筒、小勺子、洗脸帕；手提尼龙网里有：草帽、洗脸盆、大瓷盅、大瓷碗——都是一个哦！筷子和解放鞋是一双。
母亲肩扛一个大麻袋，里面有：厚棉被一床、薄毯子一床（春天盖）、一个枕头、一件棉袄、一条厚裤子（冬天穿）、一床蚊帐，夏天和冬天用的单人篾席和草席各一张。
我和母亲分别用一只手，抬着一口中等大的旧藤箱，里面是一年四季我必须穿的——全是旧的或补丁，到团结坝一0二钢厂党委门口，集合坐车，去农村插队。
自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出台以来，以前：
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到边疆、奉节、宣汉等地接受再教育，春节回家过年坐船或火车，再坐汽车，路途需要几天时间。
除了边疆是集体农场外，其余的都是插队落户到生产队，自己独立门户，自给自足。
我们这次的毕业生（包括初中和高中），党中央政策规定：
分片区，到附近农村（坐汽车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回家），由男方所在的单位与别的单位组合，到规定的农村去，建集体农场。
我父亲是重庆一0二钢厂二车间的职工，与街道职工的子女组合，下乡到巴县红卫区南彭公社白云大队。由于父母在同一车间上班，车间领导同意母亲送我。
我和母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踉踉跄跄，到达这里。我俩顾不上人多和喧嚣，更顾不上喇叭如雷穿耳的歌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顾寻找父亲先前交代的46号大货车。
停在这里的敞篷大货车，仿佛像婚车：
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嵌在车头的鼻孔处，车厢周围都贴着一块又一块红颜色的纸牌，上面写着金灿灿的大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大红花下方，贴着用毛笔写的编号。
我俩顺着编号，一路穿过人群寻找，红纸黄字，大大的“46”跳进眼里。
“张师母，就这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拿话筒，“把东西放上去。”
“要得。谢谢黄段长。”
喧嚣的大货车上面，已经有不少的人了。后来才知，我俩来得算晚的了。黄段长拿着话筒去迎接后面的人到来。
母亲用双手，高高举起麻布大口袋，试着往车厢里面丢，但高度不够。
我仰着脑壳黑起吼：“请帮忙！帮一下！”
车上面的人接手，我的东西就装在上面了。然后，我的黑塑料凉鞋前端踩住车轮下端，双手抓住车弦空隙，往上使劲挪动；母亲用力推我屁股，我顺势一翻，就在车厢里面了。
“张师母，不能这样。”黄段长的声音还没落地，母亲就翻进车厢里了。
他很生气：“你没看见这里有大红标语吗？！”
母亲笑嘻嘻地说：“看到的，我没碰到它。”
黄段长语气重：“不能凭运气！”他对着话筒高喊，“这里不准上车！前面车门口处上车！”他扎扎实实地吆喝了一阵才离开。
我在车厢弦边，探着脑袋前看后看，就是看不到大货车的尽头，眼前一片迷茫——这是我们这届首批下乡的知青。
记得黄老师在班上说过：“除了政策规定：三留一（一个家庭有三个下乡的留一个在城市里安排工作），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病残人员外；其余的，都得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早去农村早回城市，晚去农村晚回城市。”
记得父亲说过：“吃屎要吃最先。车间简书记宣布的：‘早去早回。子女下乡户口落户（生产队）。子女集中一起同工、同酬、同吃、同住。一句话：办集体农场。其子女户口落户生产队的好与差，以报名时间的先后次序确定’。”
太阳泛着白光，炙烤着我们。尽管我们拥挤在车厢内，也要尽量保护好行李，给它们腾出舒适的位置。
“一切都安排好了。”传来黄段长的喇叭声，“二车间的职工和街道居委的同志请注意，你们要送子女的，请马上上车，敞篷大货车就要出发了。”
场面像火山喷发那样沸腾：哭声、呼喊声、喇叭声、到农村去的歌声交织在一起，送走了一辆又一辆载着知青的敞篷大货车。
车轮飞，喇叭叫，货车载着知青向巴县跑，热浪滚滚在我们耳畔呼啸。晌午的时候，其它的大货车继续向前奔驰。我们的这辆车却拐了个弯停在了僻静处。
“南彭公社到了。”一位壮年汉子的声音传进了我们的耳朵里，“大家先下来吃个午饭。然后再来拿东西。”
我们依次下车，在事先安排的馆子里吃过午饭后，回到车上取下行李，又回到这馆子里等待——白云大队的人来接我们。
一阵又一阵之后，终于等来了“唏嘘寒暄”的声音。
“哎呀，你们总算来了。”壮年汉子夹杂着异样的口音，“来了几个？”
“六个。”混合着男女的乡土口音。
“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车间一直跟你们大队说，这次来的人多，东西也多，叫你们货书记多派点人来接我们！唉......啷个搞起的喔！”
“书记开会去了。是我们团支部临时决定的。”
经过平衡，我们实在拿不走的东西，他们负责搬。这样一来，母亲只扛大麻袋，我只挎一个包和手提尼龙绳袋。
在烈日炎炎下，他们六人挑着我们的行李在马路上一路小跑。我们拿着或扛着或背着自己的行李跟在后面。很快，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当我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赶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在岔路口的树荫下，已经歇凉快了。
“就这里分路。”一位共产主义模样的男青年指着对面的山，“就那里，白云山，就是你们要去的白云大队。”
“走多久？”
“不久。一个小时多点。”
“山好高啊！”我们都惊叹。
“顾名思义嘛！不然，怎么叫白云山呢？”他们争着说。
“这样嘛，我们先走一步，到时候我们又回来接你们。你们是城里人，没有我们乡下人蛮得。”那男青年用手指点着，“就跟着这条大路走。”
“就这个石块路？”
“对头。”他们抢着说：“我们称这种路叫大路。不是你们城里头的那种大路。”
“这样吧，你们歇凉快了再走。”男青年微笑着说，“我们先出发了。”
他们一行，两女四男，穿着夏天的补丁服，脚上草鞋，朝气勃勃，挑着我们的行李，仿佛挑着共产主义理想，奔跑在石块铺成的弯弯曲曲，凸凹不平的小道上，翻过一坡又一坡。
我透过骄阳远远地望过去，白云山进入了我的视线：它仿佛被涂抹了一层赭色，在火辣辣的光芒直击下，一秃又一秃的斑斑驳驳，显得是那样的憔悴和贫瘠——那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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