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路上 送法下乡

       大一时，我曾挤在大礼堂最后一排聆听北大朱苏力教授的《送法下乡》专题讲座。在长达4个小时的讲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送法下乡（朱苏力著）

       一次下乡调研途中，朱教授无意间看见自己联系过的一位乡镇信访办主任正顶着三伏天的烈日，站在一农户门前。大门紧锁着，但主任却滴水未进地站了一天。他在等一位不愿赡养母亲的外乡男子。每一次4小时的等待就为换来30分钟口干舌燥的普法教育。第七次，男子终于在《赡养协议书》上签了字，而主任却拍了拍腿上的泥土，朝下一家走去。

家中没人是农村的常态

       我曾以为“法治”就是律师西装革履地站在明亮的法庭上引经据典地开展辩论，从未想过在广阔的乡村基层，还有这样一种质朴的形式在应用法律维护着人们的权益。如果说法律在法庭上是一种严肃，那它在农户门前的调解中则是一种温情。从这个故事起，我便有了一个送法下乡的理想。

曾经眼中的法务工作者形象

       正是在这一理想的指引下，我来到宋河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信访。

       每一次接访都能让我体会到人间疾苦，着实是一次次心理承受力的考验。每当看到信访人衣衫褴褛的着装、面黄肌瘦的脸、颤颤巍巍的手和空洞而绝望的眼神，我的心都会为之一颤，强烈地希望自己能帮到他们，可以用法律帮到他们。

照顾孩子也是信访人员的必修课

       第一次处理突发事件是一起医疗事故。在调解室中，我抱着死者4岁的小女儿听主任和律师给当事双方讲法律讲政策。为了不让小女孩哭闹，我每次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食和玩具。当然，我还会准备一个特厚的笔记本，记下律师提到的每一条法律条文。记录之余，我还一直留意着京山方言的口音，因为作为一个黄石人，每次开口都只会换来乡亲们不信任的眼神。47天的调解过程中，我就这样每天抱着小女孩，模仿着京山话给死者家属一条条找法律、理政策、算赔付。当一切终于由“聚集上访”转变为司法程序解决后，家属们才说出了那句——“谢谢你，小伙子”。

       我用47天的时间，学会了如何抱着群众的孩子，操着京山话，站在街头巷尾用话家常的形式来宣传法律的知识。也正是这一工作方式使我慢慢摆脱了主任的壮胆和律师的辅助，逐步可以独自面对群众的诉求，站在法律的角度为他们排忧解难。

接待群访人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按照法律设定的渠道，波澜不惊地被解决。在一次凌晨出动调解医患纠纷的过程中，因为死者家属的情绪失控，我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一刻，委屈的瞬间，我想到了笔记本上最常出现的四个字——“保护弱者”。也正是这四个字，我劝开了围上来的同事，一边抱起死者哭闹的孙子，一边安慰打完后面色愧疚的家属。在短暂混乱后的平静中，我站在人群里，开导着众人，普及着法律。太阳升起的清晨，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

       也许，还是学生时，母亲会告诫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但是走上信访工作的岗位后，我总扪心自问：人多的地方，我不去？谁去？每一次接待群访的群众，每一次拉住失控的家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每一次都当作宝贵的普法过程，让每一个到过宋河镇信访办的人，在面对法律的严肃前，都能尽量在平静中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人多的地方，我不去？谁去？

       当35名农民工在我们协调后，领到了一年的工资时，他们愿意相信《劳动法》是真的；当存在合同纠纷的信访群众在我们协同律师和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打赢了官司、挽回了损失时，他们愿意相信《合同法》是真的；当一个又一个交通事故当事人在我们应用法律条文调解后，获得赔付时，他们愿意相信《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真的……从他们感激的话语、激动的泪水、甚至掌声中，我看到了法律的伟大、法治的亲民和自己作为青年干部参与其中的光荣。

信访制度的核心是法治

       作为一个生长在城市里的青年人，我在近一年的工作经历中，感受到了送法下乡的酸甜苦辣，也体悟到了送法下乡的真谛，那就是用群众的语言，站在群众的角度去学法、普法、用法，让法律不再成为群众学不会的知识点，看不懂的抽象派和用不起的奢侈品。

青春路上  送法下乡

       青春路上，送法下乡。面对5万8千人的宋河，我的工作还只磨平了冰山一角。但既然选择了把送法下乡当作青春路上最为自豪的行动，我就一定会沿着这条曲折的道路为把法治的精神传播到富水河沿岸的每一个角落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