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哲学家及改革者伯特兰·罗素
紧接着，一场狂风袭来。
曾将自己埋藏在逻辑学、数学、认识论的重压之中的罗素爆发了，像一条挣脱牢笼的火舌。
这时候，全世界震惊了，他们发现，在这位看似羸弱不堪、面无血色的教书匠心中，竟蕴藏着如此大的勇气，他如此热爱人类的事业。
这位学者走出公式的迷阵，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向当时最为显赫的政治家们展开一场口诛笔伐，即使被赶出任教的大学，像伽利略一样被孤立在伦敦一个狭小的住所里，这样的斗争也不曾停止。
即便是怀疑罗素智慧的人都承认他的坦诚，但罗素惊人的转变令他们措手不及，使得这些原本宽容的英国人也变得咄咄逼人。
而我们这位和平主义者被敌人重重包围，被生他养他的祖国视为叛贼，尽管出身高贵，也无法避免被社会驱逐的厄运。
同时，大战的旋涡也已逼近，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
在这一叛逆之举的背后其实是对一切流血冲突的恐惧。
罗素的愿望本是成为一名远离现实的知识分子，可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情之躯呵!
在罗素看来，帝国的利益不值得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他看到，为了祖国，这些年轻人信心满满地踏上战场，奋勇拼杀，最后只落得战死沙场。
罗素决心找出这场大屠杀的原因。
他发现，运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分析方法可以立刻揭露出这场病症的根源，并且找到唯一的治疗方法——铲除私有财产之病源，而共产主义则是治愈之道。
罗素以友好的方式指出，一切财产都源于暴力和偷窃;在金伯利钻矿区和兰德黄金矿区，掠夺所得就在世人的眼皮底下变为合法财产。
“土地私有制绝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如果人类足够理性，就应颁布法令-从明日开始，土地不再私有;对地主，除给予一般生活所需之费用，不予任何补偿。”
私有财产受到国家保护，掠夺所获被法律认可，并有武器和战争做后盾，国家实在是罪大恶极;如果国家的大部分职能由合作社和生产者联合组成的辛迪加掌管，或许会更好。
当今社会践踏着我们的人格和个性，生拉硬拽地将我们并入一个整齐的集体。
其实，唯有安定、一致的现代生活才能让我们服从国家。
自由是至善，因为没有自由，便无所谓人格。
今天，人生和知识变得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唯有通过自由讨论，我们才能顺利越过错误和偏见，获得全景视角——真理。
让人们，甚至让教师们在不同的观点中开展唇枪舌剑吧，透过这些五光十色的观点，必将认识到信念的相关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便不会轻易诉诸武力，而仇恨和战争基本上都源于固执的念头或教条的信念。
思想和言论自由犹如一股清新的气息，终将带走“现代”人心中的病态和迷信。
我们总以为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实不然。
我们的伟大试验——普及教育——才刚刚起步，而这样的教育是不能及时、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的。
我们仿佛在建造一台设备，但我们使用的方法和技术依旧原始;教育应用来培养大脑科学思维的习惯，我们却把它看作一堆维固有知识的传输手段。
愚笨之人的显著特点便是惯于草率、武断地下结论，而科学家从不急于相信，且不经思考绝不开口。
如果能在教育中更为广泛地使用科学和科学方法，知识分子的良知便会在我们心中树立起来。
届时，我们便只相信手中的证据，并时刻准备推翻证据。
凭借这样的方法，教育便能治愈我们的恶疾，甚至能把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塑造为新兴男女，有了他们，全新的社会才会出现。
“我们性格中的本能部分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信仰、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习俗制度均能将其改变。”
例如,我们可以想象,教育能让我们爱艺术甚于金钱(文艺复兴时期便如此)，教育还能“推动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东西,并削弱聚集于占有的冲动和欲望”。
这便是发展的原则。伴随着发展这一原则出现的是新自然道德的两大戒律:
一、敬重原则，即“应尽可能地推动个体和集体的生命力”;
二、宽容原则，即“某个体或集体的发展应尽可能地无损于另一个体或集体”。
如果我们的学校和大学能够做到组织严密、发展运行良好，并致力于人类性格的重建，那么，便没有人类做不到的事情。
这样，无须通过暴力革命或者律法条文，我们便能摆脱经济贪婪以及国与国之间的野蛮行径。
与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相比，人类用于壮大自己的时间要多得多，因此，人类能够驾驭它们;当人类以更为智慧的方式、使用更多时间来壮大自己时，人类甚至能够学会驾驭自身、改造自身。
而我们的学校便是乌托邦的开门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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