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本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轻用其众，故其为边患皆历年而后定。今梁氏专国，素与人多不协，方内自相图，其能以创残呻吟之余，久与中国敌乎？料其奸谋，盖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谓二圣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远迩，必无用武之意，可肆无厌之求。兰、会诸城，鹿阝fū、延五寨，好请不获，势胁必从。猖狂之后，求无不获，计不过此耳。今者切闻朝廷降诏诸路，敕励战守，深是逆顺曲直之理，此固当今之急务，而诏书之中，亦许夏人之自新。
元昊这个人本来就胸怀大志，擅长用兵；亮祚是天赋的凶狂，轻易使用他拥有的众人，所以他们制造的边患都是经历数年之后才能平定。如今是梁家专权执政西夏，他们向来与他人的关系多为不协作，在自己的内部也是相互图谋，他们能在这种残缺无力的状态下，能与我们长时间的为敌吗？预判他们的计谋，大概是不能和元昊、亮祚相比的。我的意思是说先帝二圣在位的时候，庄重沉静而保守，具有仁爱宽恕的心意，名声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必定是没有用武力的心意，这样就放纵了他们无尽的需求。兰、会这些城池，鄜、延等五个村寨，善于请求而不能获得忠心，有势力胁迫必定是听从。他们猖狂的行动之后，想要谋求的没有得不到的，他们的计策也不过如此而已。今天急切听到朝廷要招降各路番族，下令奖励他们出战或守卫，这样对理顺关系辨别是非具有很深远的意义，这样做本来就是当今的紧急公务，并且在诏书当中，也准许西夏人的改过自新。
臣窃以谓开之太易，纳之太速，曾未一战，而厌兵欲和之意已见乎外，此复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闻鬼章之捷，或渐有款塞之谋，必将为恭狠相半之词，而继之以无厌之请。若朝廷复纳其使，则是欲战欲和，权皆在虏，有求必获，不获必叛，虽偷一时之安，必起无穷之衅。故臣愿明主断之于中，深诏大臣，密敕诸将，若夏人款塞，当受其词而却其使，然后明敕边臣，以夏人受恩不赀，无故犯顺，今虽款塞，反覆难保。若实改心向化，当且与边臣商议，苟词意未甚屈服，约束未甚坚明，则且却之，以示吾虽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来，吾虽未纳其使，必不于往返商议之间，遽复盗边。若非心服，则吾虽荡然开怀，待之如旧，能必其不叛乎？今岁泾原之入，岂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练士饱，斥chì候精明，虏无大获，不过数年，必自折困，今虽小劳，后必坚定，此臣所谓当今待敌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
我自认为我发布的诏令太容易，容纳他们太快，还没有经历一次战争，但是我们的厌战情绪及和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这是重复去做以前的过失啊。我感到非常的痛惜。今天已经听到了擒获鬼章的捷报，将来慢慢会有通好归顺的谋略，必定将是半为恭敬半为凶狠的言辞，而跟着就是无休止的请求。如果朝廷重新接受他们的使者，那么就是想要战争还是想要和平，主动权都在敌人一方，有请求必须要获得，不能获得就必定反叛，虽然能偷得到一时的平安，但必定会惹起无穷的挑衅。所以我愿英明的君主在这件事上做一个英明的决断，深度地召见大臣来商量，秘密地命令诸位将军，如果夏人想要归顺，应当接受他们的言辞而拒绝他们来使，然后明令边关臣子和将军，因为夏人受到的恩惠无法计量，却诗无故违背情理，今天虽然诗归顺，但是反复难以保证，如果真实改变内心向往归化，应当先与负责边境的大臣商议，如果言词的意思没有真正屈服，约束没有真正坚决明了，那么就拒绝他们，以来表示我们虽然不改变善意，但也不是急切地想要求和。他们若是心悦诚服的前来归顺，我们虽然还没有接受他们的使者，必然不会在往返谈判商议的期间，突然又发生盗抢边境的事件。如果不是心悦诚服，那么我们即便是不设防地张开怀抱，对待他们就像以前的老朋友，这样就能保证他们不叛变吗？今年发生的泾原入侵事件，岂能是我们对待他们不够好吗？如果我们兵士干练军粮充足，负责侦察的兵士精明，敌人肯定不会有大的收获，过不了几年，敌人必然会折损困顿，今天虽然有很小的辛苦，以后必然坚定，这些是我认为当前对待敌人的重要方面，也是英明的君主不可以不知道的事项。
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惮屈己，而臣献言，乃欲艰难其请，不急于和，似与圣意异者。然古之圣贤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尝直情而径行也。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径行，未有获其意者也。若权其利害，究其所至，则臣之愚计，于安边息民，必久而固，与圣意初无小异。然臣窃度朝廷之间，似欲以畏事为无事者，臣窃以为过矣。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
今天朝廷的主要目的是安息民众，不忌惮委屈自己，而我的进言的目的，就是想不要轻易地接受敌人的请求，不要急于求和，在这方面好像和圣上的心意有不同的地方。然而古代的圣贤想要施行自己的主张，必定有曲折的经过才成成功，从来没有仅凭感情就直接行事的。想要关闭的事情，必然要先将它打开，想要取得的事情，必然要先给与他们。凭感情直接行事的行为，是没有能够满足自己心意的。如果权衡期间的利害关系，研究这样做将来的结果，那么我的愚笨计策，在安抚边境平息民众方面，必然是长久而稳固，和圣上的最初的想法是没有区别的。然而我私下揣度朝廷在处理这件事之间，似乎想要以畏惧边事变成平安无事的状况，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为了国家不可以生事，但是也不可以怕事。怕事的弊端，和生事是一样的。就如无病而去吃药，和有病而不吃药，都是可以杀死人的。无事生非的人，就是属于无病而去吃药的。怕事的人，就是属于有病而不去吃药的。就像阿里骨的请求，人人都知道这件事不应该准许，但是朝廷却给予了准许，以此来求得和平无事，然而事情却又发生了，以至于到了现在这种状况，这不就是有病而不吃药的行为吗？
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臣于侍从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与众独异，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胜恐悚待罪之至。取进止。
现在又要急切地接纳夏人的使者，那就是病未消除而把药先停了，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我在侍从皇上的这些人中间，受到皇恩最深，所以有委婉曲折的保全策略是与众人还是不同的，所以敢站出来先就此事发言，非常害怕因此得到罪过。听候旨意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读后诗曰（新韵）：
苟利国家勿避趋，祸因生事或心虚。
病来服药对敌策，天下无贼是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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