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介绍

典故出自《鶡冠子·卷下·世贤第十六》

原文如下：

魏文王之问扁鹊耶？

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

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

魏文侯曰：“可得闻邪？”

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

译文如下：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厉害呢？”

扁鹊回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又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是在事先就铲除了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个人观点

相信很多人都对此典故有所耳闻，扁鹊对于三兄弟行医特征进行了质的分析，超出了表面的理解。或许有人对于此典故，看作是颂扬谦虚的佳话，而更加深入的体会这个典故，你不难发现，扁鹊三兄弟代表了社会发展中的三种形态。

“长兄最善”——社会基础

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如同金字塔一般的成长形态。毕竟在重力的引导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地基的重要性。无论是建造楼房还是建造国家，社会基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或许你会问，这与扁鹊长兄的医术又有什么关系呢？且听我细细道来。“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扁鹊长兄医术之所以最好，因为长兄在问题尚未成型之前就已经洞悉到并且拿出了有效的解决方式。虽说百病情况不一，但是病理相同又相通，长兄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囊括众多问题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独特体系，于是在病情发作初期就可以找到病因并且对症下药。试想，若长兄在医学上没有足够的理论和实践做基石，又怎能有如此高明的治愈能力？抛开非自然效力，长兄优于他人之处在于基础扎得牢固，阅历更胜一筹。将此典故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就是社会基础的优劣程度决定社会发展的持久长度。一个新帝国创建初期的各方面体制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是从零到一的创造过程，而后续的修改和完善，都只是基于最初的理论而做出的决策，可以有创新，但创新的前提是不违背最初定下的‘原则’。

如果把这个理论缩小化，那么与生活联系起来更有说服力。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以及其之后的成长，与其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几年流行词汇中的“富二代”、“军二代”、“官二代”甚至“村二代”都是对家庭背景的体现，而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受之父母，就像每个人的性格特征一样，即使后期试图改变，但终究会有最初成型的影子。我们无法决定我们的出身和生长环境，这就是我们本身的“社会基础”。但是这样的基础或优或劣，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结果。就如一个国家最初的盛世繁华未必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佳境。但是，抛去后期的努力和逆袭，我们不得不承认，前期的基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我所指的前期基础并不单单在金钱层面，还有思想层面和认知层面。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例子，有那么一群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不仅生活富足，还比其他人更加努力的奋斗。对于社会上80%的人群来讲，这是异数。但这样想法的前提是，他们心中的“富二代”理应是不学无术，挥霍金钱的样子。这其实是在认知层面出现了问题，也在价值观上出现了问题。根据帕累托法则，这个社会上20%的人拥有着80%的财富，因此80%的人或多或少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在生存中有一个共性——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在这个用货币衡量事物的世界，拥有财富就相当于拥有更多选择权。对于80%的普通群体的生存者而言，财富显得尤为重要。正是这种对财富的渴望，促使他们去奋斗、去比较、去追求他们想要的更多选择权。人在渴望拥有某种事物的时候，心中会有一杆秤，这是一杆永远无法真正意义平衡的称，偏差小的时候容易产生妒忌，偏差大的时候就会产生仰慕或者不可逾越的崇拜。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仇富心理的存在，这在所难免，因为人本就是利己主义者。

要明确的是，基础之所以为基础，是因为一切皆有始源。好的“原因”造就好的“结果”的可能性较大，坏的“原因”造就坏的“结果”的可能性较大。如果一个“富二代”在早期成长过程中被家人朋友灌输一种不正确的思想，那么他在后期成长中就很容易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做出相对不正确的事。当年最为耳熟的那句“我爸是李刚”就是这种现象的衍生物。反之，同样是“富二代”，比尔·盖茨在优渥的条件的下选择了实现自身价值。创建微软，成为首富，不得不说其前期所处的“社会基础”给了他不少帮助。当然，我并不是在强调出身的重要性，毕竟在这个社会上，并不是所有拥有好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人都实现了自我价值，有些人成为了社会上的精英人群，而有些人成为被众人调侃的“害群之马”。

“中兄次之”——教育体制

“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在此我将中兄的行医之策与国家的教育体制挂钩。如果我们把长兄视为先知，那么中兄就是开拓者。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它不仅是对思想和知识的传播和延续，还是对新理念的播种和培养。我这里所指的新思想，是对社会发展中新理念的统称。例如，我的祖父生在战乱年代，他上过日式学堂，在教堂避过难，参过军，是时代变革的目击者。他对我们这一代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珍惜你们现在的生活，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来之不易”。当我挑食的时候，他会说“有的吃就不错了，想当年...”，当我吐槽空气质量差的时候，他会说“你还没见过更差的呢，想当年...”。这其实就存在思想层面的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罪魁祸首则是时代的变更。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讲，我们所追求的是更高品质的生活，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都生活在和平年代，多数人过着都市生活，我们无法想象像我祖父那一代所经历的战乱和苦难。而对于祖父而言，相比较曾经经历的艰苦生活，现在的富足对他们来说是质的改变，所以他们选择知足，并告诫后代要懂得知足，而当后代对社会现象或者生活质量有所不满的时候，他们无法理解，所以视为“不珍惜”。但我们应该知道，社会在发展，人往高处走，后代总是会朝着更高更好更优质的生活去前进，谁都不想返回原始时代过着与现状不符的生活。

教育，是改变社会水平的本质条件，因为教育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质的转变。在美国留学期间，不乏有很多同学的家长访美，有些家长看着美国的农村式生活，常常表现出一种不屑。“还不如咱中国呢”，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如果只是对中美两国表面进行比较，那我同意你的观点，但如果进行深层次的对比，这句话则显得有些无知。且不谈科技发展，单从思想层面，就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差异，我觉得中国在短期内是达不到的。中国讲究素质教育，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的素质教育只停留在表层。中美两国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异就在于教育，尽管日前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但是真正从思想形态上进行改变的中国学生少之又少，这并不是一两年就可以改变的，也不是21天就能行成的习惯，上升到思想层面，是日积月累的观念，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呢？

有些人对于外国人的一些行为称为‘保守’、‘死板’或是‘一根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新泽西州有通往纽约市的列车，这也是诸多居住在新泽西州却在纽约工作的人群上下班的必备交通工具，每天上下班期间乘坐列车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在人人熟知的Penn Station内并未设置检票站，虽然上车后会有列车员检票，而且被发现未购票乘车会有额外罚款，但是这样的“漏洞”有很多可乘之机，也为逃票者提供了“便利”，买票全凭自觉，这样的车站，想必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我并不是说在美有很多中国人有逃票嫌疑，至少我没有见过，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乘车方式可以在美国持续这么久，而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却无法实施？是因为美国人愚钝吗？还是因为他们相信国人的整体素质和自觉性呢？在这件事上，不仅发生在美国，很多西方国家都是这样的。去年暑期，我去澳洲旅行，在悉尼住了几天。悉尼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路都做得非常好。一日，我购买了船票乘船想要体验悉尼的水上风光，发现很多大的站口都设立了不可避免的刷卡进出口，但是在一些相对偏远的站口，刷卡器只是一根放置在站内的孤零零的柱子，很容易被忽视，也很容易成为“逃票”的理由。并没有人会在站口查票，甚至船员也不会检查，刷卡全凭自觉。

单单在乘车购票这件简单的事情上，我们国家就需要很长时间来达到这些西方国家的层面，而且这其中困难重重。但是，要从本质上使国民达到自觉的状态，则需要从本质上进行改变，一方面需要前期父母及身边人的良好榜样作参考，还需要后期教育引导以及相对制度和道德准则的限制。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日本花了二三十年才使国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而我国如果想要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并非一日之力能完成，这中间需要的时间，很难衡量。

当优秀变成一种受人追捧的潮流，人们就会争相去追求。当高素质变成一种受人尊敬的行为，人们也会争相去效仿。当开放的思想得到更多人的包容和支持，人们会慢慢接受一些不曾接受的事物。对于引导社会思潮，不只是国家政府的重任，更是我们每个人的重任。当蝴蝶效应与教育结合，我们会意识到肩上的重担，这种责任感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完善。

“扁鹊最为下”——法律体系

扁鹊之所以称自己医术最差，是因为他主攻后期治疗。他是一位很好的问题解决者，但显然这个社会更加需要那些最初洞察问题的人。如果用扁鹊来比喻法律体系，再合适不过。法制是对社会行为的约束，也是对问题的控制。因为知道问题会出现，所以才需要依靠法制来维护社会和谐。假如，这个社会从问题产生之初就得以控制，那么法制的作用是否就相对减弱了呢？当然，不曾难过因为不曾拥有，问题亦是如此。我们无法确保这个社会从根部做到百分百完美，诟病的出现在所难免，法律的存在也是必然。一切自由的存在都需要相对的约束，毫无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那种被众人所期待的大同社会，只能是脑海中的理想主义构思。

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说过：”如果你追求阳光，你就躲不开身后的阴影“，完美主义只是人们的臆想，至少在目前是无法真正存在的。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弊端。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我始终相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理性发展的前提。对于发达国家的良好制度体现以及优质的民族特征，我们要汲取。对于发达国家身后的阴影，我们要认清其劣势的原因，并且认真思考自己是否也有过同样的问题。

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那都是身外之物。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为的是从思想认知层面解救国民。然而，并不只有在危难时刻才需要重视民众的思想层面，任何时期，内在的认知都需要不断升华。

法治社会，既是对人民外在行为的约束，又是对人民内在思想的约束。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场游戏，那么法律就是游戏规则，教育是游戏指南，游戏本身则是社会基础。扁鹊三兄弟的行医方式各不相同，却又密不可分，三者缺一不可。对于这个社会，三者所对应的三种社会形态，也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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