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意思接近，有时是可以不必严格区分的，如梁漱溟就时而这样使用。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文明”这一概念，我们还是要在两者的比较中加深对其的理解。
第一，“文明”与“野蛮”相对。“文明”首先意味着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其范畴一般不会包括单纯采集狩猎的人类历史阶段；但“文化”却可以指原始社会的文化。如布罗代尔所言，在1874年爱德华·泰勒出版《原始文化》之后，人类学界越来越多地用“文化”来表述原始社会。现在，我们也会将一些地域的考古发现称作“某某文化”。在现实的日常语言使用中，“文明”还可以指一种彬彬有礼的，体现了文明进展成果，合乎礼仪规范，尤其是非残忍与野蛮的行为和活动。但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道德评价，“文明”更强调的是行为礼仪方面。就内心而言，在有的思想家看来，原始人也许还要更为心地单纯或淳朴，乃至是“高贵的野蛮人”。
第二，与上面一条相关，“文明”更强调共性、普遍性、普世性，而“文化”则更强调特殊性、差异性、民族性。也是因此，“文明”比“文化”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当我们就一个地域或社会、民族、宗教说“文明”的时候，我们是就其共性而言的；而当我们说到“文化”，就常常已经意味着多元了。文化总是一个复数，过去的文明在相互分离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复数，但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则越来越多地趋同，以致我们可以用“人类文明”或“地球文明”这样的概念来统括它。这时，和它相对而言的大概就是尚未得见的“外星文明”了。
第三，“文明”一定包含“物质文明”，但“文化”却并不一定如此。与“文明”相区别使用的时候，“文化”甚至更多的只是表示一种“精神文化”“精神文明”。这在德语文化中尤其明显。
第四，因此，在移植方面，文明的成果要比文化的成果容易得多。这在物质文明方面尤其明显，但久而久之，它也会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趋同，就像传播到世界的工业革命也会影响到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追求物质的观念上升一样。“文明”的传递是“明”，明白了之后很快就可以照着做；而“文化”的传递则是“化”，大概非得有一个濡染、生长的过程不可。
最后，“文明”有一个确定的历史，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即一般都认为，人类文明是从一万余年前开始的，但人类文化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历史。
总之，“文明”的概念比“文化”更广大，也更固定，或者反过来说，“文化”的概念比“文明”更细微，也更弥散。在区别地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文化”表达“文明”的精神的部分，不那么器物的部分。而作为精神文化的文明，是不大可能被快速移植和挪用的，只能通过生长和培养，即只能“化”，而无法像物质文明的东西那样马上拿过来“用”或“造”。当然，无论物质文明（器物之学）还是政治文明（制度之学），一旦“明”了以后，也不是马上就可以拿过来“造”的，因为物质产品和政治制度的后面也有内在的精神，所以，技术产品虽然相对好模仿，但其后面的科学精神和社会的创新条件却不是那么好学的，制度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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