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的某一天傍晚，我和知青桌竖走进我们知青点的厨房（其实也不是什么厨房，只是在住处的门口砌一个灶而已），发现灶上竟然还剩下两碗剩饭，密密麻麻的爬满了蚂蚁，怎么办？本着抢救白米饭的宗旨，我俩用手摇、用嘴吹，想把蚂蚁赶走，你越吹、越摇，蚂蚁越往里钻，看来无效。我赶紧跑进屋里拿了一把葵叶扇子，加大力度扇起来，仍然无效。
喂猪吧，挺可惜的，掺到新鲜的晚饭里吧，又怕受别人批评，商量的结果，把蚂蚁饭留下来，等大家回来决定取舍。
当小山村家家户户的袅袅炊烟被傍晚的东风散尽以后，知青们陆陆续续回家了，我和桌竖把两碗蚂蚁饭的事向大家伙汇报，请大家抉择。饿坏了的知青们说，吃完再讨论，三碗番薯粥一会儿就吃完了，开始讨论。先是大部分人都说喂猪太可惜，可看了那密密麻麻的蚂蚁，又没胆量吃下去，后来，大部分人都同意：喂猪算了。这个结果，在我和桌竖的预料之中，于是我拿出第二个方案：你们不吃，我和桌竖一人一碗。大家伙异口同声：“你们敢吃就吃。”
当着其他知青的面，我俩把蚂蚁饭热了，一人一碗吃了。众哗然，有的伸舌头、有的起鸡皮疙瘩。
1998年春节前夕，桌竖的女儿，医科大学一年级学生，放寒假，两家聚会。小丫头说：“叔，你的头发怎么还这么黑？”
“我和你爸当年每人吃了一碗蚂蚁饭，蚂蚁饭可以使头发变黑，你爸没告诉你？”我望着桌竖说。
“爸说了，但我爸的头发怎么有几根变白了？”小丫头问。
“当年盛饭的时候，我掌勺，盛的比你爸多一点，黑发就多一点，你爸少吃一点，现在白发就多一点。”
“那有这样的事？”小丫头不相信。
笑话一桩，搁下不提。
此事过了几天，早饭的时候，还是这个厨房，正当大家准备吃早餐（就是番薯粥啦）时，有位女知青大叫一声“stop!”
太夸张了吧，高考都取消了，还在背单词。
“不是啦，你们看。”她结结巴巴地指着水缸说。
水缸里，漂着一只被水溺死的猫。天哪，我们的早餐就是用这缸里的水？！
知青们端着的碗“刷”的一声，立刻放在灶头上。诸位，当时我们可没有餐桌、餐椅，都站着，所以“stop”一声令下，盛番薯粥的碗整整齐齐地放下。讨论立刻展开：番薯粥喂猪，重新再煮，不行，社员们都出工了，再煮来不及。“吃！”不吃的只有一位。还好，当时没有强调少数服从多数。
想想还有些恶心，自从有了“网络”这个东东以后，我有时也上去逛逛，知道前些日子有人在讨论红军长征时吃皮鞋、皮带之类的东西，有没有科学道理。我不是化学专家，不敢贸然参与讨论，但我知道，当人饿极了的时候，便有些不可理喻而又超越常规的现象发生，真的。
光阴如梭，总会有沧桑；人间烟火，总会有浮华。人生旅途，不是物质的盛宴，而是灵魂的修炼，岁月蹉跎，不言心累，只为心底那份执着，用淡然的方式去生活，用平常的心态看得失，人生就会轻松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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