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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的东林书院应如是：日出东方时，清光从枝叶间流泻，浮岚暖翠，在佳木森森的掩映下，微微漏出粉墙黛瓦花格窗的一座古老书院。
与其它书院不同的是，东林书院与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连在一起——顾宪成，这个名字，是与一个地坼天崩的文人大迫害时代，与一代文化精英的探索、抗争和彪炳千秋的气节，与一场腥风血雨、洗涤乾坤的改革壮举和屠杀悲剧联系在一起的。
初时的东林书院无限祥和美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时朗朗书声透窗而出，回荡在古木林间，也回响在江南大地。这座书院，最早由北宋政和元年的学者杨时，在无锡地方官李夔的帮助下建成，开办书院讲学，名曰“东林书院”。明万历三十二年，无锡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朝中因言事被罢免官职后，回到家乡无锡讲学并研究传统文化，申请在宋代杨时讲学原址上修复了东林书院。顾宪成捐资购入16亩田地；工程由其仲兄顾自成亲自组织督理。顾宪成担任东林书院山长，进行讲学。明万历四十年，顾宪成病逝，高攀龙接任东林书院山长一席。
实际的东林书院与我从前想像的学堂式教学颇有不同。千百年前的书院多为传统的聚徒式书院；而东林书院则更像是一个开放论坛，是一个文人沙龙。它每月一小会，每次会开三日，愿赴者至，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每年一大会，学术氛围宽松活跃，讲学、研讨、辩论、切磋有序开展，首席讲师或者说主持人也是轮流坐庄。东林书院倡导的“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在明末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使得书院声名大著。就如三间四柱五楼的石牌坊成为东林书院标志性建筑，程朱理学思想成为东林学者的信仰和精神内核。书院在明末党争中是“东林党”成员的聚集地和来源地，是全国政治的焦点，也是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万历三十六年，太湖流域遭遇特大水灾，洪涝被野，灾民流离，锦绣江南在灾害中呻吟。伤时忧世的东林学子岂能袖手旁观？顾宪成写信给巡抚江南的地方官周怀鲁和东林党人李三才：此非区区一人之意，实东南亿万生灵之所日夕嗷嗷，忍死而引颈者也，努力努力！此地财赋，当天下大半，干系甚大，救得此一方性命，茧丝保障，俱在其中，为国为民，一举而两得矣。
明朝王问曾作诗《和韵》道：莲蓉湖上锡城东，旧是先生讲学宫。性善已闻推孟子，道名端为阐中庸。春生绛幄横经坐，寒压桥门立雪从。遗址久芜今复振，今人千载仰高风。
可是树大招风。明万历三十二年，当日四海升平，虽无大事可叙，但是推行万历新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病殁了，威振四方的军事奇才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孤傲狂悖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狱中自杀。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只剩下几个不识相的文臣在那里吵闹着“立国本”，皇帝本来就烦改革派，人一死，马上就变脸，连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帝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了进一步的迫害。但是区区在野的削职司管，居然也敢纠结一干学子，联合各地书院，对朝政指手画脚，皇帝是可忍孰不可忍？
皇帝的目光当然也是看到了江南的民情的，而且那目光睿智阴冷。帝王之术关注的却不是那里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灾情，那等琐碎小事，总有下人去处置，何用寡人劳神？他关注的是江南那座不大的书院，竟然能够聚集南来北往的一群狂傲的文化人，而且能一呼百应，妄议朝政，指陈时弊！在严猛峻酷著称的朱明王朝，似这等结党乱政、煽风点火、不知收敛的行径，必然让皇帝的目光变得越来越阴冷。宫内上演着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宫外动辄就毁书院、杀学子，牵连几十个书院的血腥大案比比皆是。正史上不会提，但地方志上总有语焉不详的记载。皇帝已经换了好几个，年号亦由万历而泰昌而天启。到了天启初年，皇帝决心要对这些天真地喋喋不休的读书人晓以颜色了。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东林党人周宗建上疏直指魏忠贤专权误国，痛斥魏忠贤“千人所指，一丁不识”。这八个字阳刚猛烈，抨击目不识丁的太监，凭什么左右朝政、操纵生杀，指挥满腹经纶的公卿？当时就惊得魏忠贤赶紧买凶杀人。这份著名的千言奏章的底稿，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东林博物馆里。同时有朝中“有文化”的东林党人又列举了魏忠贤24大罪状弹劾他。结果天启帝不但不担心目不识丁的阉党家奴，觉得即使有点问题，谅也与江山社稷无碍；最忌惮的反倒是抱成一团的文化精英东林党人，看他们振臂一呼，朝野倾动，招朋引类，议论汹汹，长此以往，江山危殆矣。
于是，在明朝天启五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拉开了一场对“东林党”人的残酷迫害；致使许多文人冤死诏狱。同时还下令拆毁全国的书院，尤其是常州府无锡县的东林书院。明天启六年五月，各处的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书院田地也经差役现场实际变卖，共折得白银600余两。昔日学子云集､文风蔚然的东林书院被夷为废墟,不许存留寸椽片瓦,连院内的树木也被砍伐一空。
原本以朝廷名义向全国发布的通缉令,所列钦犯共300余人,最后的判决是:“以上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削夺者禁锢。”这中间没有说到“处死”,更没有“枭首示众”、“凌迟戮尸”之类的暴行。结果起草24大罪状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首当其冲，已经被罢斥归里后又被押解京师,入北镇抚司收审。其中的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被活活打死。杨涟被打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打手们又故意拖到尸体全都溃烂才上报,等到收殓时,仅得破碎血衣数片,残骨数根。魏大中死后,魏忠贤拖了六天才准许从牢中抬出,尸体实际上已骨肉分离,沿途“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
更残暴的是，杨涟等“六君子”死后,他们的喉骨被剔削出来,各自密封在一个小盒内,直接送给魏忠贤亲验，他竟然刻毒地把“六君子”的喉骨烧化成灰,与太监们一齐争吞下酒。 因为喉骨生在仁人志士的身躯上,它一呼百应，能把思想变成声音,能刚直谏言，针砭时弊，能骂人能请愿,能慷慨陈词，能危言耸听,能散布不同政见;能传播改革思想。喉骨太可恶亦太可怕,无论是禁锢、流放、鞭笞､宫刑,直到杀头,判刑的最终目的不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扼制你的喉骨,不让你讲真话吗?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骨气就体现在脊梁挺直、宁折不弯的“骨”，和发声疾呼、警世传道的“气”。魏忠贤把文人的脊梁骨用棍棒打断,再用利刀剔削喉骨,烈火烧化之,美酒吞食之,看他们还如何发声传“浩荡之气”?
东林书院这所江南沃野的文化丰碑、或者说中原大地的文化旗帜真的被彻底毁灭了吗？不，掌权者只能废毁书院的建筑和林木，但东林的精神气质已经融入了整个民族的血脉基因,从东林书院走出去的一代代文化精英，照样支撑起风雨飘摇的晚明江山,演绎不屈的民族情怀。
但是，东林书院不仅仅是文化丰碑和文人骨气可歌可赞，它深受封建礼教荼毒的愚忠思想也令人可悲可叹。
在明朝，由于朱元璋的苦心经营,皇权已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那一套铁桶似的专制模式是历朝天子所无法比拟的。东林惨案被笼统归结为“阉党矫旨”,在人们心目中似乎罪魁祸首不是天启帝,而是几个弄权的太监,这其中的深层逻辑值得深思。而且，偏偏被杀的读书人却不认皇帝这笔账,更谈不上怨恨。这就更加有意思了。
例如高攀龙之死。对于死,高攀龙是有思想准备的,家人因为他在死亡名单上而惊慌的时候，高攀龙却镇静从容地与门生谈笑风生，缇骑将至了他才起身与家人话别，自己到后园沉水自尽。死前留下《遗表》，其中有: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书院被毁，他是痛恨阉党的；文人被杀他也是痛恨阉党的。纵然他自己最后是潇洒放达地面对生死，但是自比屈原、在局促的小水塘里仓促地结束自己清高孤傲的生命，他难不痛恨昏庸的天启帝吗？难道还对无能懦弱残暴的皇上抱有不切实际的寄望吗？最后一刻都还在《遗表》中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不得不说，皇权和君臣礼教的愚忠之毒已经浸润到深达骨髓，让他即使面对皇权愚忠之丑陋而不知其丑陋，面对政治权术之脏臭而不知其脏臭。脑子里只恪守三纲五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成为他精神上无形的枷锁，决定了他最后的结局。
再说杨涟被捕时,苏州当地民众数万人奋起援救,打得京城来的差役四处逃生、肩披枷锁的杨涟也跟着东躲西藏,不是为了逃避逮捕,而是逃避援救他的民众。他老泪纵横地向群众求情,要人们成全他的大节。在他看来,自己个人的生死荣辱无关紧要,万一激起民变,破坏了封建王朝的法统可是天大事。更有甚者,抓东林党人的皇差把朝廷开出的逮捕证搞丢了,被抓的文人却自己穿好囚衣,对着京城叩头谢恩,乖乖地跟着他们上路。甚至告诫家人典当家产给差役作回京的路费，因为他们是带着皇命来的。
我们景仰东林书院的文化丰碑，和东林文人的高风亮节，但又痛惜他们惨死于只知到抽大烟泡女人玩方术、昏愤无能的皇上之手，痛惜他们沉沦于封建礼教的枷锁之下。当数十万苏州常州市民自发行动起来,声援东林,抗议阉党的暴政，而被抓者以毫不矫情的眼泪和恳求消弭了民众的反抗,跟着缇骑从容就道,一步步走向京城的冤狱的时候，在他们的身后,留下的是乡亲们纷飞的泪雨和尴尬的无措，留下的是后来人悠长的叹息和深沉的困惑。
久久思考这样一群历史人物,他们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又是改革实践中的失败者;他们是壮怀激烈的奇男子,又是愚忠循礼的书呆子;他们文才饮誉天下，他们政治情商感人；无论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何种复杂的爱恨情仇，他们留给后人的不是封建皇权的是非功过,而是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忧时忧民､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这或许才是他们立下的不可超越的情怀丰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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