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论会于澶渊宋灾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时，忠信之道缺，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朝战而夕会，夫子盖厌之矣。观周之盛时，大宗伯所制朝觐、会同之礼，各有远近之差，远不至于疏而相忘，近不至于数而相渎。春秋之际，何其乱也，故曰春秋之盟，无信盟也，春秋之会，无义会也。虽然，纷纷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将讥之，而以为不可以胜讥之也，故择其甚者而讥焉。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襄三十年会于澶渊，宋灾故。皆以深讥而切责之也。
论各诸侯聚会于澶渊是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
在春秋的时候，讲究忠信的大道已经有缺失了，大国贪得无厌，小国屡次违叛誓言，早上还在开战，晚上就可以会见，孔夫子对这些行为都看厌倦了。考察周朝鼎盛的时候，大宗伯所制定的朝会、觐见的礼仪，在规定上分别有远近的差异，远的礼仪不至于因为亲情疏远而相互忘记，近的礼仪不至于过于密切而相互轻慢。春秋的时候，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乱了，所以说春秋之盟，是没有诚信的结盟，春秋之会，是不讲正义的会见。虽然是这样，纷纷结盟和会见的事情，天下还是很多啊。孔夫子要讥讽批判的，一定是认为不能胜过的案例才去批判，所以就选择了非常过分的事情而去批判。鲁桓公二年在稷地的会见，造成了宋国的内乱。鲁襄公三十年会见于澶渊，是宋国火灾的缘故。这都是可以深刻批判和强烈指责的行为。
《春秋》之书会多矣，书其所会而不书其所以会。书其所以会，桓之稷、襄之澶渊而已矣。宋督之乱，诸侯将讨之，桓公平之，不义孰甚焉？宋之灾，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其财，既而无归，不信孰甚焉？非不义不信之甚，《春秋》之讥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论，得其正矣。
《春秋》这本书关于会见的内容太多了，只写这些会见的内容而不写为什么要会见。写到这些会见的原因，只有鲁桓公在稷地、鲁襄公在澶渊仅此而已。宋国华督引起的骚乱，各诸侯国都要讨伐他，是鲁桓公平息了这件事情，哪一个更不讲正义呢？因为宋国的火灾，各诸侯国的大夫进行了会见，以来谋划给予宋国以财物的救济，结果是宋国什么也没有得到，哪一个更不讲信用呢？如果不是不讲正义、不讲信用的过分，《春秋》这本书的批判也就不至于在这里作为重点。《左氏》里的评论，找到了正确的依据。
皆诸侯之大夫，而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且夫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盖明白如此。而《公羊传》曰：“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其所为何？录伯姬也。”且《春秋》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区区焉为人之死录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广也！《谷梁》曰：“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为善；澶渊之会，中国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建之力也。”如《谷梁》之说，宋之盟可谓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呜呼！《左氏》得其正矣。
都是各诸侯国的大夫，而书上却写某人某人会见于澶渊，是宋国火灾的缘故，这是为了责备埋怨他们。不记载鲁国大夫的姓名，这是为了隐瞒他们。如果见到邻国发生了灾难，即便匍匐前行也要救助，这样的人才是具备仁人君子的心意啊。既然承诺了而后又忘记了，既然约定了而后又背弃了，是街巷小人才能做出的事情啊。所以书中记载他们开始的做法是出于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却看到他们后来做的简直就是街巷小人做的事。《春秋》的深刻含义，大都是如此明白。而《公羊传》里说道：“会见没有说道这样做的原因，这样说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记载嘉奖伯姬的事迹啊。”那么《春秋》为了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女子，仅仅为了一个人的死而详细的记载，是什么让孔夫子的志向如此的狭小呢？《谷梁传》里说：“不说是因为火灾的缘故，就不能发现这件事情是善举；澶渊会见之后，中原国家不侵犯南方，南方国家也不侵犯中原国家，没有入侵征伐的和平时代已经有八年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但这是晋国的赵武、楚国建的力量啊。”如《谷梁传》的说法，在宋国的这次盟约可以说是好事啊，但是会见却不说是平息战争的缘故，是什么原因呢？哎呀！《左氏》这本书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读后诗曰：
诸侯十一会澶渊，约为资财宋女贤。
未见锱铢归信义，但停晋楚乱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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