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刀

上午九点多钟的样子，屋外的太阳已经老高了，我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忽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拿起手机一看，屏幕上跳出一个名字——张晓鲁。我不耐烦地拿起了手机，问，“一大早，催魂呢，我的好梦都叫你搅了，说吧，啥事呀？”

“对不起呀，军哥，我以为你早该起床了！我找你有点事情，要不你过来一趟吧！”张晓鲁急切地说。

“真拿你没辙！什么大不了的事呀！”我挂断了电话，一边穿衣服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从农村出来以后，我在小县城里做“扁担”，帮人装车、卸货、挑东西，干体力活，靠出卖身体挣口饭吃。昨天下午在鑫旺名庭小区我给一个业主搬完东西下楼的时候，看见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出现在不远处的花坛边。因为冲那个漂亮的女人多看了几眼，我一脚踩空，一骨碌从楼梯上摔下来，差点崴了脚。回到家我泡了碗方便面，喝了半斤白酒，一个人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我感觉自己的酒劲还没缓过来，就被张晓鲁那货给叫醒了。

我和张晓鲁是一个村子出来的，他原来也和我一起在这个小县城里做“扁担”，可是他的身子骨弱点，嫌弃干搬运是个苦力活，不久便改了行。他头脑活泛，买了一辆三轮车，隔三岔五地到周边的十里八村倒腾一些旧货和古物，从中赚取差价。我的文化比他高，他有时也会邀我一起下乡淘宝，赚了钱我们就一起去下馆子，美美地搓上一顿。你还别说，时间久了，他也从中摸出了一些道道。

我赶到时，见张晓鲁手中正拿着一把像是军刀的物什在摆弄。“你给我看看，这把东洋刀少说也值个七八百的吧？”我一听有些光火，鄙夷地说，“大老远的，你喊我来就是为了看一把刀？这不是神经病吗？不过这事可能要叫你失望了，对于刀的品鉴，我可是一窍不通。对了，你是怎么得到这把东洋刀的？”我虽然心中不悦，但还是好奇地问。

“前天我骑着三轮车去了趟40公里外的柳林镇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是革命老区，听说当年日本鬼子首先从那里进犯的咱们县，彭老总后来也在那里同地主还乡团打过仗。在那个山村北面山坡上的一户人家，有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将这把东洋刀卖给了我。我看那把刀的成色不错，当时给了男孩50元钱。我注意到那时那户人家只有小男孩一个人在家，我就问他关于那把刀的来历，现在为什么要将刀卖掉呢？”

“是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问。

“小男孩告诉我说，那把东洋刀是他爷爷留下的。他爷爷是个老八路，在一次战斗中，老人将鬼子小队长俘虏，并缴获了这把东洋刀。前年老人家去世了，男孩觉得这把东洋刀再也没有用处了，不如换两个钱儿。你知道我这个人做事一向谨慎，童叟无欺。当时我便问男孩，他们家的大人是否同意他这么做。小男孩拍着胸脯说他可以做主。可我到底还是不放心，临走时在他们家墙上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毕竟那个村子我一年要去好几次，做生意讲究买卖公平，我可不愿意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张晓鲁说。

“没想到那个村子里还出了这么一位抗日英雄，可惜他已经去世了，否则真该去拜访一下！”我不无遗憾地说。

“军哥，我这事是不是做错了？我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事可能哪儿不对，我不该收购了这把东洋刀！”张晓鲁心事重重地说。

“你今儿是怎么了？这可不是你的风格，莫不是你担心白瞎了那五十元钱？退一万步说，真要有什么事，你不还留了电话吗？”我劝慰张晓鲁道。

第二天中午，张晓鲁约我到“醉八仙”酒楼里喝小酒，我知道他对前天的事依然耿耿于怀。他一个劲地吃喝，并不怎么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接到一个电话。挂了电话，他自言自语地说，该来的总会来的。时间不大，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我们的桌前。年轻人和张晓鲁握了握手说，“卖给你东洋刀的男孩是我侄儿。我婶子让我务必找到你，让我求你把那把东洋刀还给她！”

年轻人说着，伸手从裤兜里掏出200元钱说，“来回油钱我给你出了，我叔和我婶子一辈子相濡以沫，恩爱有加，我叔走了以后，我婶子眼睛都哭瞎了。我叔生前特别喜爱那把东洋刀，那是他作为一名战士的荣誉与骄傲。我婶把那把东洋刀挂在墙上，作为镇房之宝。看到那把东洋刀，她就想起了我叔，那是她唯一的念想了。我那糊涂的小侄子又哪里知道这些呢？”

我和张晓鲁一下都愣住了。张晓鲁先反应过来，把钱推回去。年轻人一下攥住了张晓鲁的手腕，有点儿急了，“这位大哥你还有啥要求，我全答应，但东洋刀我一定要带走。”

张晓鲁说，“钱不要了，东洋刀你拿走！”年轻人再三推让，但张晓鲁坚决不收他的钱。

看着小伙子满怀感激离去的背影，我端起酒杯，与张晓鲁的酒杯一碰，笑着说，“钱瞎了！”

“没有瞎！”他回碰了一下我的酒杯说，“这下我总算心安了。”说完，他仰脖将那杯酒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