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最近发生了一起惨案。
10月13日，有一仿佛来自洪荒的男子，在首都奥斯陆西南的康斯博格镇一家超市外，忽然凶性大发。
他肩上挂着箭筒，手里举着弓，随机乱射，接连射杀了5人，射伤2人。
这吓得行人纷纷逃避，或者赶紧寻找掩体，这其中还有妇女带着小孩。
挪威警方不久接到报案，当然要迅速赶到，将凶犯制服。据报道，凶犯是一个37岁的丹麦男子，行凶原因尚不清楚。
但是这已经弄得挪威全国恐惧，挪威警察总局一声令下，全体警察一律持枪警戒了。
他们以前本来不带枪的，现在则怀疑它是不是一场恐怖行动的前导。
也难怪，挪威人对于2011年7月的那起恐怖袭击，一定记忆犹新。
那年的7月22日，有一个32岁，叫安德斯·布雷维克的挪威男子，曾经在首都奥斯陆一顿爆炸、枪击，居然造成了77人死亡。
这据说是二战以来，挪威遭受的最大规模的袭击，算一场国难。
只不过挪威人对于这个杀人狂的处置，却依旧很轻。
挪威的法律本来就轻，它全国加起来只有94个人被判“预防性拘押”，也就是觉得你可能一直是危险人物，要长期拘押的意思。而布雷维克，就是这94分之一。
但是你以为布雷维克被判“预防性拘押”，进了所谓的“超级戒备监狱”，会日子很难吗？
不会。
挪威的超级戒备监狱，不过是没低戒备监狱自由、舒服罢了。
人家挪威的囚犯，可是刑期超短，平均不超过8个月，大约90%的刑期都在一年以下的。
而且他们也同样享有教育权、投票选举权。
同时，挪威的高等戒备监狱，也都有争当模范的雄心，大家对谁是世界上最好或最人道的监狱，可喜欢了。
这就像他们的一位监狱长，汤姆·埃伯哈特先生说的那样：“我们挪威的监狱，有我们叫做‘正常原则’的东西。只要可能，囚犯们每天的生活，应该和普通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
总而言之，那只是个限制自由的地方而已，而这限制，也只是相对而言。
咱们不妨举例说明。
挪威奥斯陆南部的贝斯托伊监狱，是一所低戒备监狱，在那里，犯人们过得可舒适了。
那基本是一个乡村风格的环境，大家可以随意走动，人家还有一个海滩可以漫步，就是经常坐坐往返的渡轮，都不稀奇。
他们那里当然也不缺滑雪、烹饪、打网球、打牌等活动，简直就像个俱乐部、度假村。
而且那里的警察一到下午就下班回家了，一百多个囚犯，就几个人看着玩。
更神奇的是，挪威的刑事犯改造局，对于刑期快结束的犯人，如果只给这点待遇，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一类囚犯，再移到囚犯之家。意思就是，这里跟外面普通人的美好生活，是差不多的。你如果还想常回家看看，狱方一般也会给你“放假”。
说完低戒备监狱，咱们再说一个高戒备监狱。
挪威的哈尔登监狱，在靠近瑞典的挪威南部，人家那厨房，可全是不锈钢餐具。而工作间里，则锯子、钳子、锤子等金属工具应有尽有，谁也不怕犯人自杀，或者再干点什么。
同时，那里还有专为犯人们准备的音乐工作室，像吉他、电子琴、乐鼓、混合器什么的，样样不缺。
它唯一像监狱的地方，也就是高墙、铁窗（有的没铁窗），你集体活动完毕，要回到牢房待着。
挪威的监狱如此之好，世界各国当然会来观摩学习，据说，美国有一位叫詹姆斯·康威的监狱长，跑来看过后，大吃一惊：
My god！Fuck！这是犯人所向往的最美监狱，美国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而挪威改造局的官员则解释说：
我们的犯人，一般都是从高戒备监狱开始，转低戒备监狱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从监禁，逐渐过渡到完全自由；我们希望的是，所有囚犯被释放时，已经为回到正常生活做好准备。
不得不说，他们实在是太贴心了，这弄得我很想过去砸了他们家玻璃，到那海滩溜达几天。
如此这般，那么挪威杀人狂布雷维克，当初嫌单独监禁不好，监狱条件不好，要愤怒控告政府侵犯他的人权，就理所当然。
人家本来就跟外面的人享有同等权益嘛，杀77个人，跟外面的好人，不就隔了一道高墙？
所以，布雷维克也完全可以要求著名的奥斯陆大学，准他入学，攻读政治学学位。
他才不管那些死者的朋友，有很多就读于奥斯陆大学，那些死去亲人的人，有多痛苦。
而奥斯陆大学也没管，他们居然同意了。
理由就是：
我们的大学，也曾是布雷维克攻击的目标，但他在法律上有学习的权力。
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我们得尊重犯人的受教育权利。
我们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们的大学。
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同样不容易，但我们是基于原则而行动。
我们的司法惩戒系统不是为了以牙还牙，而是为了让人洗心革面，教育对他，肯定会是好事。
……
布雷维克是思想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曾经在推特上引用过一句哲学名言：“一个有信仰的人，等于10万个只有兴趣的人”。他发动恐怖袭击，其实只是为了出名。
这种人极其疯狂、危险，尤其令人恐惧、鄙视，但奥斯陆大学却就是这样处理的。只不过，他们当然不会允许布雷维克真的过来上学，而是通过课程资料。
他们同时也使用了化名，并为了使布雷维尔与老师和学生们，不存在任何接触，严格限制他上网。
应该说，奥斯陆大学原则性极强，教育改造理念先进，挪威果然是一个以自由、宽容、和平著名的国家，足以让我五体投地地朝圣。
但我还是更倾向于英国白金汉大学副校长，安东尼·谢尔顿的观点：
“我对教育的作用和救赎深信不疑，但我觉得此人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那就不是大学可以决定的了。决定权应该交给受害者的亲人们。”
就是啊！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没有权力要保护吗？如果只讲罪犯的权力，那受害者的权力该放在哪？如果只讲救赎、温暖，那法律的严肃性、惩戒力、震慑力，又该放哪？
可是，挪威的改造观念、改造方式、改造环境，如此宽松，偏偏又有显著的效果。
有数据显示，挪威的罪犯再犯率，全球最低，只有20%。而英国是45%，美国则干脆有76%的罪犯，会在5年之内因为重犯被捕。
实际上挪威的整体治安，也相对较好，无论官员还是民众，都对他们的这种改造观念与方式，没有太大意见。
那么，我还是闭嘴悄悄的吧，反正我又不在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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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鸦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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