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小故事，来自《吕氏春秋》。
话说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个住城东，一个住城西。有一天他们不期而遇，就坐下来一起喝酒。
可是光有酒没有肉怎么成？于是其中一人就站起来说要去买肉。结果另一个却一把拉住他道，你我身上都有肉，还去买什么肉！他说着就拔出刀，在身上割下一块。
被拉住的那个人一见，不但不惊，反而也立刻拔出刀，如法炮制，也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来。
两个人就这样边吃边喝边割，到最后都死翘翘了。
这个故事颇为夸张，但是道出的却正是那时的勇士，或者说侠士的勇和傻。
春秋战国多侠士，但是那侠士之所以为侠士，除了最根本的武，和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能为人排解忧难，赴士之厄困等品质之外，还必须能不爱其躯，做必死之士。
后者所言的即是勇。
侠士却又大多好名，把名看的比什么都重，而他们的名既然又都建立在侠和勇上，所以各种极端行为也就纷纷出现了。
大家一个要比一个出类拔萃，惊世骇俗，所以割肉而死看似夸张，其实正常。
你敢割肉我为什么不敢？我还要割大块的呢。你割一块二块算得什么？我要割三块四块五块六块。总之我绝对不能被你压倒，不能被你比下去。
这两个人其实是死在互相不服，互相较量，互相争勇，互相争名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侠以名而立，名不在侠不存，所以他们就宁死也要继续争下去。
这两个人以此为勇，以此为名，不计生死，很可笑是吧？可是他们真就能傻到那种地步。他们也决不认为那就是傻。史上不知何为真勇、真侠，往往本末倒置，不分主次的侠多了去了，比如获得盛赞，为人仰慕的专诸就是其中一位。
公子光与吴王之争可有正邪善恶之分？专诸为公子光刺杀自己的君王可算得是真正的侠行？为了他人的野心，为了他人的上位，专诸明知必死也要前去，甚至他老妈都甘心自杀，以使他能够心无牵挂地前行，这到底为了什么,因为什么，有何意义？
但是我们认为无意义的，他们觉得有意义，我们不理解的，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我们要想真正对他们的行为有所了解，却还得向那时的养士看去。
晋国蓝盈、楚国白公胜、吴国公子光，再到战国四公子，这些人都以善于养士著名，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养士呢？为什么还一定要善于？
毫无疑问，他们养士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一朝可用。而这可用之处，便是极大之事，关键之时，生死之机，所以他们的士便一般须是带剑之客，亡命死士。
可是大家都在搜罗不避生死的侠客，都在养士，那么他们怎样才能得到死士，并使他们甘心为自己所用，为自己赴死呢？这却就要靠发现，靠恩养，看谁最能打动侠士的心了。
侠士大多生于草莽之间，为屠猪杀羊、织席贩履、耕田打樵之辈，他们志向不同，抱负不俗，虽心高气傲，不媚权贵，但也指望有成名阶梯，表现机会。他们更知恩图报，以士为知己者死为行为准则，所以这就为王侯权贵们提供了机会。
他们只要识拔侠士于草莽之中，这便有了知遇之恩，他们如果再折节相交，刻意笼络，超常施恩，特殊尊重，高度信任，那侠士们就会感激涕零，愿为心腹了。
如此，好名重气的侠士们到了这一阶段，生死就算全交给人家了。
公子光当初为了使专诸卖命，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专诸太孝顺，担心自己死了，不能尽孝，他肯定在第一时间就动手了。专诸母亲既然是为了专诸不受拖累，这才自杀的，由此可见，有其母才有其子，专诸母亲在思想上也是侠客之流。
士为知己者死，专诸要报知遇之恩，知己之情，这就是专诸为公子光赴死的原因所在。
专诸以侠自命，侠就是必须勇，必须死，必须知恩图报，言而有信，行而必果的，所以专诸必须赴死。
不勇不侠，不信不侠，不果不侠，不报不侠，不死不侠，专诸就为此而侠。侠为专诸立世之根本，名为侠之所以为侠之根本，所以专诸必须赴死。
无名便无侠，无侠便无专诸，名和侠本身才是专诸真正追求的东西，所以专诸必须赴死。
但是这种侠说过要管什么是非对错正邪善恶吗？不，没有，它通篇都在名和报上，所以这便是无须去管其他的。也没法去管，因为这名和报就是建立在那些内容之上的，那些内容就是这种侠的全部内容，你如果做不到，那自然便将非侠、失名，也就失去自己，失去了一切。
古时的很多侠及其侠行虽然有许多令人震撼之处，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但总觉得无意义，很奇怪，名之为侠实则不过刺客，却正是这个原因。春秋战国那时就更是如此。
一切为个人，自己的名最重要，恩主的事最重要，为了此甚至可以无国无君，其他一切不计，这就是那个时代侠的特色。
所以这种侠，准则偏离，太私，显然是大有毛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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