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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夫随笔017|新、旧“三从四德”

村夫随笔017|新、旧“三从四德”

作者: 龙门村夫 | 来源:发表于2019-02-10 22:24 被阅读375次
    村夫随笔017|新、旧“三从四德”

    据说胡适的婚姻是不仅包办的,他还惧内。胡先生每次和太太照相时,总是让太太坐着他站着,还颇为得意。他还提出了“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村夫随笔017|新、旧“三从四德”

    胡适被定义为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以胡适的学识,糊弄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妇人真是小菜一碟。表面上的三从四德,是私下里与六个女人的你情我爱。

    胡适作为为人师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却在新文化建设上带了个坏头。其“新三从四德”,也成为那些无德、无言、无容、无功,上不得厅堂、下不得厨房的轻浮女子的“箴言”,流毒莫大焉。

    “三从四德”很古老。“三从”出自《礼记·丧服·子夏传》,指妇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出自《周礼·天官·九嫔》,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其真正的含义,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顺从、跟从”之意,而是“辅佐、辅助”的意思。“四德”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言”,要有知识修养,言辞恰当,语言得体;其次是“容”,即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最后是“工”,即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三从四德”本来是把妇女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有用之才的好办法。这套教育方法教出来的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为妻则贤为母则良,旺夫益子,功莫大焉。然而,后世一些腐儒和渣男把先贤的好经念歪了,连孔老夫子都受了了连累。

    村夫随笔017|新、旧“三从四德”

    先从孔子正名说起。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齐景公的上位,是君臣势力对抗的结果,而且含有仇杀的成分。当时,崔杼是齐国大臣,屡有政绩,多有战功,深得齐灵公的信任。公元前552年,齐灵公薨逝,崔杼拥立灵公长子光,是为齐庄公。庄公即位后,更是倚重崔杼,君臣关系非同一般。庄公经常出入崔杼家中,但是不久就迷恋上崔杼的妻子棠姜,并与之私通。崔杼得知被国君戴了绿帽,于前548年联合他人一起弑杀了庄公。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虽然力图改变这个记载,还杀了几个史官,但终究没抗过“天理”。为了保全家族,崔杼拥立齐庄公的幼弟杵臼为国君,这就是齐景公。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他认为维持良好秩序的重要措施是要先“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因此,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要有君样,臣要有个臣样,父要有个父样,子要有个子样,这样,秩序稳定了,国家就稳定了,国家就得到治理了。景公也感叹,要是大家都不按规矩做事,我连饭也吃不上了。

    这个主张,是孔子为维护正常的人伦和社会秩序而提出来的,并没有把君和父的地位上升到绝对的权威,只是要求按各自的职责行事就可以了。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是这个意思。凡事有个规矩,事情就好办了。后世却把它与“三从四德”以及腐儒们提出的“三纲”、“五常”联系起来,成为“孔家店”被打(倒)的主要罪状之一。

    西汉的时候,腐儒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三纲”的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主张“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此外,董仲舒提出了“五常”之道,即 仁、 义、 礼、智、信。从一定意义上说,“三纲”加上“五常”,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对于维护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朝的时候,腐儒朱熹把“三纲五常”进行了异化宣传,好在大宋的有识之士,对其进行了抵制。但是,在未开化的元代皇帝和明代不识字的贫贱皇帝朱元璋的推崇下,朱学成了官学,其危害便影响了后世八百年。朱熹认为,臣子要对君主尽心竭力,全心全意,毫无隐瞒;子女对父母要孝敬,要绝对服从;妻对夫要守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夫丧改嫁是不行的。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便成为普通老百姓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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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后世的“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早已远离了前人的本意。但是,它约束了不良妇女的行为,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起了良好的作用。当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当这些所谓的套在妇女身上的“枷索”被人为的扯走以后,现在的社会和家庭变成了没有伦理、没有规矩的社会和家庭,夫为妻纲变成了妻为夫纲、妻为子纲,“三从四德”变成了 “新三从四德”,满大街都是无德、无言、无容、无功的轻浮薄情女子。更要命的是,它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其恶劣后果,即使当今社会,也已初步显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还是小事,这个民族将向何方向发展,人类将向何方发展,则不得而知了。

    毕竟,两千年多年前,孔老夫子曾经明确地指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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