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03:学养使然还是“晚年定论”

《朱子晚年定论》03:学养使然还是“晚年定论”

前此僭易拜禀博观之敝，诚不自揆。乃蒙见是，何幸如此！然观来谕，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功夫处。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

何叔京，姓何名镐，字叔京，人称台溪先生，福建邵武人。何叔京生于公元1128年，早朱熹两年。作为与朱熹年龄相仿的朱门弟子，两个人亦师亦友，经常在一起讲论各自的收获。遗憾的是这个何叔京不太长命，只活了48岁。反过来倒推的话，被王阳明收入《朱子晚年定论》的这封书信，成书一定不会晚于1175年，也就是说，写这封信时，朱熹不会超过46岁。对于70岁才去世的朱熹而言，将他46岁写就的书信归为“晚年定论”，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更进一步的，我们来看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显然是朱熹同何叔京两个人众多讨论学问书信中的一封，朱熹上来便讲“前此僭易拜禀博观之敝，诚不自揆。”——先前我曾冒昧地向您谈到泛观博览的弊端，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后面又讲“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这个道理如此明白，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可见，这个阶段的朱熹，虽然努力保持着一种谦逊的学术姿态，对于自己认定的道理还是十分笃定的。换言之，他不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而是一个有着深厚学养的成年人。

46岁前，朱熹便在这封写给何叔京的信中写出了“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我们可以大胆的推定，46岁的朱熹，同垂垂老矣时的朱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甚至在思想上，也没有多大的变动。所谓的忏悔、救赎、临风叹息、自诳诳人，不是什么浪子回头、“晚年定论”，乃是他的学养使然。

中年朱熹便已经意识到做学问过程中，“自觉”的重要性。倘若为学者在心上不能自觉，仅凭研究义理，仅凭泛观博览，仅凭“守书册”“泥言语”，是不可能有大长进的。所谓圣学功夫，必须在心上求自觉，在事上去磨练，在日用上下功夫。

先前我曾冒昧地向您谈到泛观博览的弊端，其实我自己对之也么有太大的把握。如今承蒙您肯定，这是何等幸运的事儿呀！然而看了您的来信，似乎对这一错误做法还有不能立刻斩断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已是如此明白，还有什么好怀疑、犹豫的。如果圣道可以通过多闻多见、泛观博览获得，那么世间可以觉知到圣道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小弟我也是近日因为一些事才稍稍有所反省领悟，比如《诗经》中的“鸢飞鱼跃”，程颢先生认为与孟子所讲的“必有事焉勿正”的意思相同，如今才发觉这一说法是无庸置疑的。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大道的充塞流转，本来就没有间断的地方，日常之中无处不是下功夫的地方，由此才知道先前自欺欺人的罪过是无法弥补的。体认圣人的大道与死守书本、拘泥言语穿求文字毫无关系。幸好我能在日常生活中体察、觉知到这一点。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圣人所讲的“仁”。

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五行》一篇，其中的“仁”字为上下结构，上半部分为“身”，下半部分为“心”。换言之，学者如果不能在日常中“存天理，去人欲”，不能在日常中以身践行，是算不得“仁”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能从心的“自觉”出发，如果是“违心”的，自然也算不得“仁”。

回过头来看，朱熹是从故纸堆中杀出来的理学“悍将”，他渐渐意识到仅凭“守书册”“泥言语”断然走上圣道。所以，他“检讨”自己早年的“自诳诳人”之罪，希望学者能觉见到自心的自觉，意识到日常生活才是体悟、修习圣道的根本道场。所谓“大道不离人间”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什么“晚年定论”，不过是学养使然。也没有什么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门庭厮杀，有的只是“学为圣贤”的根本初心。

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坚持走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