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酸楚望瀛洲

1923年日本开始将庚子赔款用于所谓在华文化事业，成立了“外务省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该委员会资助留学生或大学教师来中国学习进修，其中包括访书购书。

任何不对等的文化交流都是强盗

按语：这是很早之前的一篇读书笔记，今天重新贴出来，其实对于文化交流我一向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是每每读到民国时期的那段往事总有种复杂的心情，用钱婉约先生的话来说是气愤、悔恨、屈辱，想来真是有些唏嘘。

        中国和日本的书籍文化交流很早就已经开始，9世纪末日本人藤原佐世编撰《本朝见在书目录》就著录汉籍1568部、凡17209卷，这还是失火残存的典籍目录，由此可见其交流之盛。而我国历经朝代更替、书厄频发，很多书籍都已亡佚，很多孤本由于传到日本而得以保留下来，这也是其中值得欣慰的一件事。公元983年就有日本僧人奝然向宋太宗献上越王贞《孝经新义》一卷和《孝经郑氏注》一卷，这两本书在宋代就已经亡佚，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令时人震惊。欧阳修作《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来赞叹此事。

       文化交流应处于平等的地位。古代中国典籍传入日本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而近代则主要是由于国力不济、无力保护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谈到近代典籍流入日本时是如此义愤填膺了。钱婉约、宋炎所辑佚的这本《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是晚清、民国日本人在华搜寻汉籍的缩影，展现了那个时代汉籍逐渐外流的现状，今天看来不禁感到钦佩他们的学识又为典籍外流而惋惜。

       这本书本于2003年就已完稿，但几经辗转才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1月出版，书中收录了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六人在中国访书寻书的经过。据钱婉约先生总结，来华访书人员主要分为学者的研究调查、藏书机构的采购和书店老板的输入三种类型，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三人为代表。

       这些人大都具有比较广博的学识、眼光独到，并且由于受到各方支持，财力也是十分雄厚。

内藤湖南（右一）与罗振玉（右三），内藤湖南是京都学派领军人物

       作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的内藤湖南在得知敦煌文物押解进京的消息，便立马来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而他对于沈阳故宫满蒙文档案文书的摄影就可见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行为的狡黠。正如他所言：“把允许我们一行阅览的部分（指内阁古书），连箱子一起搬出，向我们打开，这时，包括给我们看的人和我们这些要看的人，都不知道打开的箱子里面是什么内容。”当时社会动荡，很多学术研究根本无法开展，更没有意识某些东西的学术价值。“但日本人却为此特地进入宫中，埋头拍摄，才知道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就不能放任不管。”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可悲。

       作为文求堂老板的田中庆太郎从当时的中国向日本输入了大量的古籍珍本，他对于汉学、版本学造诣很深，内藤湖南称赞他：“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赏能力而言，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正是这种敏锐的眼光让他为输入古籍珍本提供了方便，而这种能力也是不断磨砺出来的。

琉璃厂

       在从后来回忆他的文章来看，他经营文求堂一方面是为了志趣，“出版嘛，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盈利，“我所知的田中先生是一位敏于商机、极富经商雄心的商人。其毕生向日本输入中国古书的执著，完全是作为商人追求利润的行为，而绝非以收藏或文化事业为宗旨，这一点是明确的。”总的来说，推动他输入书籍的动力的还是日本人对此的需求，无论是为学术还是为收藏，田中庆太郎只是这股潮流中的佼佼者罢了。

       长泽规矩也长期整理和汗古籍，从事编目工作，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他亲身造访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对各个地方的书业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其《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就是对此的详细介绍，而他关于琉璃厂的介绍既有横向的概况，又有纵向的兴衰变化，让人对琉璃厂有一个非常全面直观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史料。他和北京图书馆为了防止图书外流而派来的赵万里先生的斗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虽然从中只能让国人感到无奈。

日本访书志

       说到访书，自然避不开陆心源文库书籍流入日本，这其中有旧藏珍本4146种，合计43218册，全部归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一直以来都让我国学者感到痛心疾首。李洋先生就曾题诗：“天官雷电六丁收，余烬豪芝尚可求。孤本中原轻弃掷，一时酸楚望瀛洲。”神田喜一郎指出与之相对的是杨守敬先生到日搜求传到日本的贵重书籍，可见他的《日本访书志》。事实上，除了杨守敬先生，很多当时有识之士都着力调查汉籍在域外特别是日本的情况，如黄遵宪《日本国志》、盛宣怀《愚斋东游日记》、董康《书舶庸谭》、傅增湘《藏国群书经眼录》、孙楷弟专访东京汉籍小说等，都可见时人对这一状况的关心。神田喜一郎说应本着文化交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仅就从学术研究的眼光或许可以理解，但是巧取豪夺、据为己有实非君子所为，和文化交流的宗旨相差就更远了。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日本学人到中国访书本质上还是处于对汉学的热爱的，所购之书也大都是为治学服务，目的相对来说较为纯粹，而强大的财力则是他们能从事此项活动的保证。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财力匮乏，再加上旧学式微、新学兴起，对于古籍的保存和保护都有一定的问题，才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发生。后来日本侵略者面目日显、野心更大，对古物文籍都大加搜刮，已经和这一时期有了本质的区别。如钱婉约先生所说：“综上所述，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我们作为后学晚辈所能做的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