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条（《答陆原静书》之十二）原文：
来书云：“佛氏于‘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于吾儒‘随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于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矣。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时耳，斯正孟子‘夜气’之说。但于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际，思虑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时否乎？今澄欲求宁静，愈不宁静；欲念无生，则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显而与造物者游乎？”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则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
“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
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
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
“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
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六祖坛经》说：“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而儒家主张“随物而格”，朱熹认为要在穷尽事理上下功夫，物格而后知至，王阳明认为应该事上练，时刻不忘去除私欲，私欲尽而良知显。
陆澄的疑惑是，如果按照慧能的说法，用“不思善、不思恶”的法门来致良知，其实已经“思善”了，良知就是至善。惟有孟子讲的一觉醒来时遗留的“夜气”，体现了清静自在的良知，而且未思善恶。但“夜气”不能持续，倏忽之际，人的眼睛一睁开，各种各样的思虑就会纷至沓来。是不是所下的功夫久了，就可以保持“夜气”长存？
但是，陆澄一直努力在下功夫，希望求得内心的宁静，但结果是越想宁静，却越不宁静。越想不生善恶之念，念头越是顽强地冒出来。如何才能做到起念以后，让念头尽快消逝，而且不生出新的念头，只有良知独显，达到庄子所谓的“与造物者游”的境界？
佛家认为，一倏忽间，人就有千万个念头起来，一念既去，又有千万个念头起，所以不要执着，来了就让他来，去了就让他去，无所谓善恶，慧能说“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我认为应该是这个意思，它更应该是一种结果、一种境界，而不是刻意的功夫。
至于孟子说的“夜气”，更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差可比拟，当不了真，人在梦中还会有各自欲望，美梦也好噩梦也罢，其实正是欲望强烈的表现，谈什么清静自在，善恶不思。圣贤的话语怎么可能字字珠玑，说得不好听一点，难道圣贤不放气吗？
还是看看王阳明怎么说吧。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说的是自性的状态，即大智大觉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儒家说的良知。如今既然已经懂得良知应有清静自在的境界，那这句话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随物而格”，是致良知的功夫，就是佛家说的“常惺惺”，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不让一丝灰尘沾染明镜。体段，模样的意思，类似于王阳明说的气象，所谓的“体段功夫”，实指外在事上练的功夫，以求得那个气象。从强调事上练的功夫而言，佛家和儒家大抵相似。
但佛家难以摆脱自私自利的心，这是与儒家不同的地方。就像陆澄所说的“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这就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才会有“思善”的毛病。
孟子说“夜气”，只是个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从而有一个下功夫的入手处，既已明白良知的本体，也知道致良知要在去私欲上下功夫，那就没有必要揪住孟子“夜气”的说法了。就像你已经抓到了兔子，就应该守住到手的兔子，而不是再去守在大树下，那么到手的兔子又会跑掉。
“欲求宁静”、“欲念无生”，这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的毛病，所以才会“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始终如一，岿然不动，在良知面前，善恶自辨，难道需要我们去千思量万琢磨吗，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分辨。良知的本体本来就宁静，岿然不动，为什么还要刻意去求宁静。生生不息是大道的根本，为什么要刻意不让念头发生呢？
不但儒家是这样的，佛家也讲求不要刻意地追求，即要摆脱“将迎意必”的心思。心中有良知主宰，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一定要“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这是佛家“断灭种性”的状态，就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这不是儒家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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