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早就从外地赶了回来,站在人群中,和其他同学一样。
寺庙的尖顶插有一颗金黄的椭圆,阳光从东方打来,球体四面发光,又映亮了庙内干净整洁的小院。院内的墙煞白,斑驳的漆面像是涂抹了不均匀的牛奶,溢出甜腻与清香。院子里站满了人,头戴白色圆顶小帽,在等一个仪式。有人从寺庙厅内来回走动,音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响起来的,音符像是平静水面蜉蝣弹出的波纹,充满了静谧的生命力,不一会就充满了整个小院。我站在一处不知名的树下,树在角落里,树干很高,跃过墙边,停在半空。树叶早已经落光,无法判定树是否还活着。
她出来了,在干净的白棉布上躺着,无法看清面容,人们相继在她身边围过,无一人哭泣。她在围好的圈里无比安静,像院内的长凳,像立在院墙的一把扫帚。
门外的车已经发动了引擎,轰鸣声打破了些许肃穆的宁静。很快在相对简单的礼拜之后她被白棉布包裹起来,在人们的注视下被抬出了寺庙,装进了一辆灰白色的方形车。期间,无人在交谈,我们自然地退后挪步,我靠在落光树叶的树干上,能感受到树皮的褶皱和反抗寒冷的温度,它应该还活着。
我扶了扶头顶略小的无沿白色小帽,因为一时还无法适应统一的尺寸,它会在我低头的瞬间往下滑,但不至于掉落。出于尊重,我一直在注意它在我头顶的位置,尽管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安静的支点,不知道是帽子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她曾经也跟我讲过,她们都会有这样一个传统,至于为什么她也没有解释清楚,那会我们还在一起学习,她打趣地说有机会送我一个,后来也就忘了。
人们总是健忘,有些记忆就在脑子里被新来的时间不断敲碎,先是一块一块如门窗一般大,再是如地砖,再是如角落沉积的细小杂物,然后如灰粒,飘散在看似一尘不染的屋内。
我随人流上了后车的小巴,坐在了靠窗的位置,随后将无沿小白帽摘下拿在手里。寺庙门口是一条宽阔的马路,对面是忙碌的早餐摊子,早起的人在即将也要忙碌之前匆匆吃几口热腾腾的包子。他们转头看向我所在的车队,好奇似地互相交谈,像每一天普通的交谈一样,然后停下来,喝几口粥。帽子和我的手对比起来异常的白,圣洁的白,雪山的白,莲花的白,和她一样。印象里,她走在校园时,像是会洒落纯洁的白蝴蝶,翅膀是白色的,触须是白色的,连扑扇起来的空气也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脚印是白色的,笑容是白色的。似乎是有铺垫一般,后来,她就得了白血病。
车子发动了。
早餐摊开始往后滑动,接着是路旁的树,自行车上的人,像是画面静止在某地往后拉扯,平面地如报纸上的一幅油画或者速写。车上的人都安静地看着窗外,我感觉不到车体的晃动,气氛太过于压抑,车子出了西城,拐上郊外土坡,开进一片矮树林的墓地。坑是提前就准备好了,在选好的坡脊,附近有两棵相隔不远的矮树,已经有人拿着铁锨在那里等候,只是很不情愿的样子。我把无沿小白帽戴好下了车,看到她从前车下来,被裹紧的白棉布上缠着三圈棉线,一路被抬到坑前。她小心翼翼地躺在里面,尽管已经倍加小心,蹭落的土还是有少许铺在了她的身上。我站在一群人中,默默地担心那一小块土的不净洁,有人用低沉又浑厚的声音说,开始吧。人们轮流拿起铁锨把边沿高耸的土推回去,她的身子会随着起伏,轮到我的时候,白棉布已经被压实了。我铲起一方土,抖进坑里,土与土叠放在一起,看不见一点白棉布的痕迹,我像是在种一棵树,埋一粒生命的种子。
太阳还没完全舒展开身子,一切程序就已经走完了。土坑平地像没有被刨开过一样,什么都没有变,哭声却来了。在矮树林的坡头,声音很快就消散了,留不住,也传不了很远。我们上前与她父母说了些话,就依次上了来时的小巴车。引擎再次发动起来,我摘下无沿小白帽拿在手里,窗外是低着头的她父母,只剩哭泣的表情印在玻璃上。
车子在引擎声中碾着来路,人们要在中午赶回去,有些人还很忙。回去时比来时颠簸,人们的表情还是很凝重,但是明显都被拉回了自己的生活,像是经历了一场郊游,不太愉快的郊游。下车后我们一群人互相看了看好很多年没有见面的对方,寒暄几句就都离开了。
我提前赶到车站,这里没有一点变化,人群像着急搬家的蚂蚁,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看上去没有一点规律却又各自有着明确的目的。西城火车站的五个大红字嵌在古老而又庄严的城墙上,墙边有几个青年坐在路牙石,用行李箱当作桌子,吃着泡面。
在一片嘈杂中我试图回忆她的名字,周雨艺,周然艺,周萍艺,周冰艺...我始终没能记起。
一切看似井然有序,如此生活着。
我整理好行李,走进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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