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 熙
过年 在“报春鸟”和“蒸年馍”的氛围中来了
在我的家乡渭北蒲城东乡那个古镇,“过年”迎春的气氛在过了吃“腊八”粥之后就渐渐浓热起来。古镇每五日一集,但近了“年节”,几乎日日都像过集一样。尽管家乡土屋房檐都还挂着尺把长的冰垂溜,街口冻得如石头镜似的大涝池,孩子们还在玩滑溜溜板,但古镇街东西两面的京货商铺已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各种色彩的布料、新衣新帽。东街的菜市,摆满了从河东大荔水滩地运来的白菜、大葱和萝卜之类的菜蔬,给那还覆盖着一层街镇平添了绿色的春的色彩。到了腊月二十、二十五“会”,来自乡下置盘年货的乡民,老婆婆和女人们引着戴花帽的小孩子,挤拥于古街东西,如一条彩色流动的河。而西门外涝池岸边的炭场、牲口市和野场子则是最为繁华的去处。不仅岸边堆满了年节时的各种各样的烟花鞭炮(蒲城兴镇丁字坊的花炮在清时就享有盛名),而且还有“拉洋片”的锣鼓、军号鸣奏,“拉洋片”人放开沙哑的嗓音唱喝着南腔北调……… “拉洋片”不仅对孩子们具有吸引力,还有靠在街角吹着尖哨的“鞭担戏”,西街打麦场的耍猴戏。那锣鼓铿锵,号声哒哒,偶尔便有街中突然震响的“雷子炮”响,这汇合成一股过年前的热烈的年气,暖热了无论或富或穷的庄稼人的心窝。连住在南头窑里的河南人老张伯,也在他摆的纸烟摊,弹起了只有在夏日夜晚乘凉时才弹的“老三弦”,放开了嗓门说起了“书”—— “今日里不说那关云长单刀江东保刘备,单说那做了先行官别了寒窑王宝钏的薛平贵……”
过年置盘年货对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一是在这迎春的日子,我的祖母,出身于武举古镇郭庄段家的“三寸金莲”的老婆婆,彻夜地在灯下剪着各种花花绿绿的杂角布,缝纳着“打春鸟”。“打春鸟”几乎全是引颈高啼的大公鸡,红布做的高高的鸡冠,绿条布的鸡翅,黑布条、十分茂密的鸡尾,神态昂扬而雄壮。只有给小弟做一只有小红冠、用黄布条做的可爱而憨态的小鸡娃,脖颈处却系着一只小“春铃”,缝在棉袄右臂上。他走到哪里,人未到,那小鸡娃系着的春铃儿就“唧铃铃”地响了,似乎把春天也带来了。
祖母段儒雅第二件事便是各家都在蒸“年馍”。大约过了二十五会(腊月二十五),家家屋顶、院落都升腾着热烘烘的蒸年馍的“白气”,整个古镇都弥散着热腾腾的、微酸的酵面气息。蒸年馍在蒲城很讲究。蒲城不用碱的“椽头蒸馍”曾是进京的贡品。先一天就在盆里和好了白面,待发酵之后,连夜晚地揉面。女人们戴了银镯的胳膊挽得高高,揉面揉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揉了不知多少遍,才在第二日开始蒸馍。女人们各显身手,双手在案板身“丸馍”,“丸”得又光又白,便一笼一笼排好。先在阳光下晒晒,如阳光不好,便将馍“丸”摆在铺展了新床单的热炕(用麦秸或牛粪烧暖了的炕——不能太焦热)上,盖上新棉被“暖”馍。待馍充分发了(发酵),便一笼笼地上锅。
京城贡品【蒲城椽头蒸馍】蒸“过年”的白馍、油馍、油包子,是渭北故乡人年前最为隆重又极为讲究的劳作。蒸出的白馍晾冷之后,贮于瓮缸或瓮盆中,在正月“过年”的日子,一个月都不裂更不生毛发霉。我最佩服的是我那古镇街南三里地黄寨村外婆家寡居的妗子,她蒸的“油角角”(包上面油的“大油包”),又大又白又光,吃起来干面甜香,即使放在笼中,就是干了,油包也不裂口,我在西安多年常想吃妗子做的油包。
母亲郭宾如我的母亲则是做“虫虫馍”的高手。或许是因为早年她在西安玫瑰女中上学,学过“手工”的缘故,她会很快用面团捏出各种各样造型各异、生动如真的12生肖动物花馍“虫虫”。用新篦梳在“虫虫”馍背上按几道点线,便酷似蚕刚吐完丝缩成一团的“茧”子;两颗红豇豆便使小白兔的“虫虫馍”惟妙惟肖;几剪子便使飞龙满身鳞甲,张牙舞爪;一片红枣皮使盘蛇吐信;大口中衔着一个核桃使老虎威风八面。这些活灵活现的“虫虫馍”,在除夕之夜则各守其责。身上插了腊烛的“虫虫馍”置身于水道(蛇)、磨盘(牛)及屋前门后(狗)或院中的石榴树下(猴),一直到午夜之后。孩子们并不懂得这古老的民情乡俗的意义,只是兴奋得满院奔跑,看着顶了腊烛灯火的“虫虫”们都“活”起来了。
过年的“虫虫馍”看“杀猪” 过年前最富刺激的奇异一景
印记中年前还有一宗让我难忘的故事,这便是“看杀猪”。 古镇街中有个老羊肉馆,早年曾是杨虎城将军在他十一二岁的少年时,在这个羊肉店为店家烧羊肉锅(拉风箱)、放羊、打杂工的老店。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整天都在饭馆后院“杀肥猪”。那猪的尖厉的嚎叫在年节气氛中有点热闹的“奇异”,更是吸引了镇上不安分的孩子。 我那时大约有10岁左右,最是喜看“杀猪”的好奇者之一。我们在太阳刚冒花的清冷的早晨,悄悄从老店后墙上翻过,或爬在后墙头。就看见老店后院满是猪屎、冻泥的猪圈里有五六头肥猪哼哼着,在围墙边躺着舒服地晒太阳。然而,烫猪毛的大锅下烈火腾腾,大锅热气飞升。几个腰缠猪皮围裙的光头大汉,袖子挽在臂窝,将衔在口中的尖刀在围裙上劈了两下,便跳入圈中,突然跳骑上一头正在舒服地闭眼养神做香梦晒暖暖的肥猪背上,猛地将尖刀插入脖颈。只听得一声尖厉而刺耳的嚎叫,被捅了一刀的肥猪突然跃起,竟一下甩开“屠夫”的尖刀,从土圈墙头跃出,撒野地没命地尖叫,在老店后院横冲直撞,鲜血从脖颈流洒着,把还留着残雪冰屑的泥污的后院染得斑斑血迹。而那光头壮汉则大笑着跟着“撵”猪,常常跌倒又爬起,满身是血泥脏污,却穷追不舍。待那伤了要害的肥猪跑了几圈,歪歪倒倒地站立不稳时,壮汉又飞起一脚,将猪踢倒,复又跳骑上猪背,猛地又刺一刀,那头肥猪的尖叫便由强变弱,最后只有呼呼地喘息。而肥猪竟在这死亡的一刻,猛然挣命地尖嚎一声,复又跃起,将那屠夫甩倒在污泥血水中,扑前几步又撞墙而倒。脖颈里不断涌出带泡沫的鲜红的血,瞪着可怕的猪眼的那头肥猪便只是微微地颤动着那只后腿了。
年前杀肥猪这便是年前老店那个叫曹师的屠夫的绝招“杀跑猪”的一景。据说,“杀跑猪”的猪肉无瘀血而白净,不知味道如何,因为我童年吃猪肉很少,就难说清楚了。 孩子围观“杀跑猪”,一是为了图得快感和刺激,另外一个心思,就是在屠夫开猪膛时,顺手会将还冒热气的“猪尿泡”(膀胱)甩给身边的孩子,谁拾到“猪尿泡”就十分幸运,会将“猪尿泡”吹涨,像一个气球,挑在杆子上玩耍;或者做一面小鼓,晒干了皮,嘣嘣地敲。我小时很羡慕拿到“猪尿泡”的同伴,我也十分想得到一个“猪尿泡”。我在那个老店受冷受冻地看了多年杀猪,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猪尿泡”,似乎成了我童年最为遗憾的一事。
闹社火 我曾扮了“棉花姑娘”
大年过了“破五”,便开始了“闹正月”的各种民间娱乐活动。县上会在正月十五前后,一连三四日夜晚放花(焰火)。在我们古镇,分东西两社,前村为东社,后村为西社,每年两社都要在正月十五前后举行闹“社火”的比赛。有时县东整个乡镇的南乡北乡都来古镇表演,各自都有传统绝活。东社的高跷,西社的龙灯,南乡平路晋王的“信子”,北乡的“血故事”等等,都曾红极一时,为年节增添了热闹欢乐的气氛。 古镇后村的西社,往往在过了正月初五小年之后,热心的几个社火头就坐不住了。往往是聚于后巷赵家厅房或地主孙家大房下,生起一盆炭火,二斤油的老碗里泡着镰把粗的油捻子,灯焰半尺高。他们在彻夜地编排着各项“节目”。每年社事会都要先推举一位“社长”(轮流制),作为社火头目,负责主持今春闹社火的一切事务。“社长”多为德高望重的长者或特别热心于社火事务的“社火头”。记得我小学快毕业的那一年,父亲被推举为西社“社长”。他因从前在杨虎城陕军中任职,能文能武,且同西安易俗社几个秦腔名角熟悉,嗓音极好,能唱得秦腔须生、净声,在西社曾组织了一个叫“腾笼社”(意思为穷百姓吃得多)的自乐戏班,有过名声。在他担任了这年西社“社长”时,便拟就了除西社传统的龙灯、狮子外又根据时势,组织了秧歌队。秧歌队重在伞头和鼓乐。我记得在正月十五这日,全镇“大场子”设在小学校的操场上,西社提前就将牛拉的几面大鼓晒在阳光下,直晒得干响震耳。秧歌队的伞头为我小学同班同学,班长丑娃哥领头,他体高脸赤,如红脸关公。一身蓝布工装,鸭嘴工帽,手执“斧头”,威风八面。不知怎么的,排练者竟让我扮一位“棉花姑娘”,要穿女装。我虽有些不大乐意,还是因父为“社长”,不能违命,便同意了。
正月十五闹元宵社火《信子》那天一早,母亲为我换上姐姐的大襟蓝布衫,头包了新花头巾,脸上抹了凡士林膏,胸前扎了一朵棉花桃,扛上一把锄头,便成了一位“村姑“,汇入扭秧歌的队伍中。秧歌队先在古街东西游了一圈,最后集中于小学校操场比赛。谁知各乡各村节目都很出色。南乡晋王的“信子”来了,八个壮汉抬起四五丈高的“信子”,好奇的是杆顶上“坐”着两三岁左右的孩童,一个个红衣绿裤,头戴花帽,脸冻成了紫柿子,脑袋如小梨瓜似的摇晃着,有的已经睡着了,脑袋耷拉着,由锣鼓家伙、唢呐声声进入操场,引起轰动吹哨。紧跟着是东社的队伍。奇怪,他们今年不踩高跷,却是牛拉大车,车上全是赤身、赤臂、刀、剪、剑、戟刺入胸、肚或铡刀铡人头、剪子戳在眼中的“血故事”。这些可怕的“血故事”。大都以古戏目作题:如《铡美案》、《抱火斗》、《斩华雄》等等。鲜红的血涌在刀刺肚皮或眼中淌出,血淋淋的十分恐怖可怕,但一下子引发全场欢声雷动,几乎赢台。此后还有传统的踩高跷、跑花船、大头娃之类,也都各领风骚,热闹非凡。 到了西社秧歌队入场,只见九面牛拉大鼓浩浩荡荡而来,击鼓手高扬棒槌,鼓声如雷如瀑,震撼天地。秧歌队如长蛇阵似的扭动而来,九曲旋转,占领了整个场子。谁知在这关键时分,伞头丑娃哥刚要跨步转弯,引颈高歌,不知怎么竟一下子绊倒,引起满场哗然。然而,丑娃哥并没有失态,他一下子跃起,忽然顺口高唱 —— “进了场子跌一跤,场子不平有圪崂;众位乡亲莫见笑,西社的秧歌唱新调……” 这一声随意的高唱,在九面大鼓紧捷热烈的“摘豆角”的击奏中,整个秧歌队在丑娃哥的引导下,欢跃盘转,呈莲花绽放,呈九龙腾海之状,丑娃哥边扭边领唱的秧歌调直上九天星空,那声声震响的牛拉大鼓更是惊天动地,震荡宇空。
过年迎春秧歌队尽管这一夜,西社鼓手击坏了两根棒槌,击破了一面鼓皮,但评比中,西社的大秧歌因编排新颖,鼓角热烈,表现了新生活,竟被镇上评为“第一”,领回一面大锦旗,这真是旗开得胜,我也为在秧歌队扮一位“棉花姑娘”感到光荣和自豪!
为看杂技团演出 我曾钻入泥污水道
这过年闹春活动之后,似乎过年的意味未尽,父亲的“腾笼社”自乐班,又一连排练了几折秦腔戏。我记得有福娃哥扮小生演的《打柴劝弟》,有冬姐演的《柜中缘》和《拾玉镯》,后来还有大戏《血泪仇》、《穷人恨》在小学校礼堂公演,直热闹了十多天。接着又有西安的周化一“杂技团”来古镇表演。虽然在此之前,古镇人少有看过西安的“杂技团”表演,但周化一的名气却很大。每晚在东堡子或西关演出时,进门处全是一色的铜管乐队。在此之前,我还未看见过这么大的喇叭铜号,未见过一律穿燕尾服戴高帽的乐队师。而马戏团表演的门票只有五分钱或一角钱,我却没有钱能购得儿童票(5分),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门口高帽乐队的高昂欢奏。只能听得场子里马队脖铃的脆亮的响声。这样一直在门口守到深夜快散场时进入,看周化一同样身穿燕尾服的一位胖胖的魔术师表演,他突然举起高高的帽子,从帽子里一连飞出五六只鸽子,太神奇了!到了第二天,忽然有同伴告诉我,说是他发现“场子”后墙根下有个水道,可以爬入场中。于是在“杂技团”开演之后,趁着寒夜满天星斗之时,同伴首先爬入水道,不久,他在场内喊了一声,我便紧缩着身子,头先钻入,因为水道太窄,一双胳膊贴紧胸下,然后蠕动身子向水道里爬去,那水道污泥冻水,脏臭喷人,我憋着气不顾一切地爬入(水道有三四米)。待我被小同伴拉出水道,已是满头、满脸、满身的污泥浊秽,弄得浑身湿泥,冻得瑟瑟发抖。 无论怎么,但总是挤在人窝里看了一场周化一“杂技团”表演,实在是忘记了一切,高兴了一夜。 这年节一直过到月底,当古历二月二“龙抬头”咬“虫虫”的时候(即将母亲年前做的晾干了的“虫虫”馍或火烤、或干吃),这大地回暖,麦垅也有些泛绿的色彩,寒风中有了一些春气和湿湿的泥土的气息,右臂上晃动着“打春鸟”的孩子们满村院地欢跑,那春天的脚步就要来临了。
原载于【民俗研究】2009年2月号总第18期 第一版面/陕西民间社火
蒲城县文学艺术研究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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