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对得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不起民国。意思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猖狂狷介，借助民国的宽容平和环境，这些人与其它力量一道将民国赶到台湾。
这个话题非常宏大，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承者。中国士大夫精神在蒙元满清时期出现断代。蒙元与满清是异国政权，这两个王朝对于汉族知识分子非常残忍，直接将他们的脊梁骨打得粉碎，导致知识分子除了高喊万岁自称奴才外，不敢有半点风骨。
并不是说所有汉族政权所有时期的士大夫都有风骨，而是汉政权大部分时期，总有一些士大夫能够保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亦”等风骨。中国儒生非常有趣，未入仕途之时，苦吟经典抱风迎月，颇俱名仕风范，一旦步入仕途，其初信心满怀，经过一番挫折，开始消沉，有些人与世浮沉。一些人直入骨髓，君王清或者昏，皆能忠直敢言，他们或被杀或被免而无怨无悔。也有些人挂冠而去。好在那时财产私有，官员退职回乡，可以买田置地，耕作之余诗书传家造福乡邻。还有一些人精通世事，遇明君则直言，遇昏君则明哲保身。还有一类人为世俗所累，为了功名利禄，忘记初心变成蝇营狗苟的大奸巨蠹。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古代士大夫类同。民国时期清庭倾覆，西风渐来，这些知识分子脱胎于帝制时代，没清庭的皮鞭，士大夫风骨死灰渐燃。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疲于应对内忧外患，对于知识分子狂狷猖介采取容忍态度。辜鸿铭是民国第一骂神，他骂的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当时最具权势的人物，1902年慈禧太后生日，乐队高奏爱国歌，辜鸿铭骂道：“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然后自己唱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一歌未毕满座皆惊。袁世凯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袁曾对德国公使称：“张中堂（张子洞）是讲究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讲的是办事”，辜鸿铭听说后骂道：“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我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这句话骂得好，对那些声称知识越多越反动、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的莽夫，至今都有警示意义。
人口学家马寅初也不是省油的灯，194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马寅初说：“有人说他蒋介石是民族英雄，他不够格，他只是家庭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轻飘飘几句骂人话一下伤了四个人，蒋介石闻言大怒，好嘛，老子不是民族英雄，你是，那就将你送到抗日前线成就民族英雄之名吧，众人敢紧相劝，老蒋才息雷庭之怒。老蒋比较爱惜人材，马寅初回渝后，老蒋给当时教育部长写信，听说马寅初回渝，可以让孙院长哲生约其移居北碚，即在立法院担任工作，具体研究经济问题，如果经济困难，可以按月酌补助一千余元。
慈禧不是什么好鸟，到1902年已是强弩之未，辜鸿铭骂了没事，袁世凯蒋介石只是威权人物，骂了不但风险小，还能一举成名，这与古代君明臣直类似，民国文人的风骨多得益于此，因此成就了一批风骨文人。
当时知识分子不但骂，而且还采取行动，与其他力量共同将民国倾覆，让人费解。仔细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文人受制于孔孟学说，感性多于理性，思维缺乏逻辑，容易犯理想化错误。在民国那个氛围宽松时代，他们骂位高权威之士不但没风险而且能成名，他们就使劲着性子骂，他们追求的治国理想，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对于现实中存在种种问题，他们骂，骂完了还要拆，他们有知识而无智慧，有理想而无现实，做出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究学而优则仕，民国一些知识分子，表面上吟风弄月，情操似乎高雅，但骨子里还有兼济天下大志。可惜时代已变，通过读书科考进入体制之路几乎不现实，民国政府为这些知识分子安排了从政之路，但多是些参事、议员之类虚职，离他们要求远得很，于是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开始另起炉灶，以实现自己仕途梦、建功立业梦，一旦有人给他们以路径暗示，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打碎一个东西，再造一个东西，以求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样就出现以下场景：一部分狷介之士以骂民国骂当权人物发泄怨气求得名声，当然，他们骂的没错。一部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功立业梦与其他力量暗通款曲，还有一部分人则随波逐流，民国就在他们的骂声与行动中渐渐倒下。他们也许心怀理想，由于缺乏智慧缺乏逻辑，走上一条路，这条路也为他们最后命运做了最好注角。
胡适、傅斯年等算是有知识有智慧，他们骂蒋骂民国，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另一条路，民国知识分子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几帮人走上不同路，至于结局，大家都知道。
看来知识分子单单有知识不行，知识若不能智慧同行，知识可能成为害人害己的东西，这是民国文人给后世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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