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这句话概括了整个清朝学术发展的脉络。国初之学大，指的是清朝初期的学术注重实际，理论高深。清初三大家，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立足于社会现实，深入剖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提出了一些与传统学说不同的看法。例如，抨击了君主专制，提出了工商皆本，指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这些思想都具有一些启蒙色彩，带有原始民主性质。乾嘉之学精，指的是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的兴盛。在这一时期，学者们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深入考证，力求精准。在这一时期，便有了汉宋之争。乾嘉学派分为两派，一是吴派，以惠栋为首；二是皖派，以戴震为首。对于是否存在扬州学派，学术界存在着争议。道咸以降之学新，指的是道光、咸丰以后，西学东渐，中华文化和传统知识分子面临着近代化转型的问题。总的来看，王国维这句话还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清代的学术变化。
明末清初，社会矛盾尖锐，天下大乱。中原的明朝、关外的清朝、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都在争夺这个国家的统治权。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人都曾参与过抗清斗争，失败后拒不仕清，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剖析。乾嘉时期，由于学术上严谨求实的作风和政治上文字狱等高压的影响，学者们对于义理阐发的热情有所衰减，而热衷于对于典籍的考证与校对。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得古籍的研究更加深入，有利于对传统文化更好的发掘；另一方面，也使得思想的发展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迟滞。道咸时期，中国面临着巨变。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面对中国所面临的困局，传统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之路。在这个时期，西学东渐，让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出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都是如此。不过，这三种状态的存在并非是继起的，而是并存的。在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也有着考据的著作。乾嘉时期，作为考据学代表人物的戴震也有着对于义理的阐发，并提出了“以理杀人”的观点，对理学进行批判。鸦片战争后，倭仁等经学代表人物照样占据着重要地位。此时，传统文化依旧占据着领导地位，因此才出现了“新知附益旧学”的现象。
清代学术的研究对于今日也有着重大意义。考据学可以帮助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济世之学对于今日也有着重要意义。明白清朝学术变化的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清代学术处在传统社会和近代国家的过渡带中，更值得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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