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学术概论》

读《清代学术概论》

本书作者清末民初新会梁启超。一代国学大师，学贯中外，淹通经史。其学识行谊为不才深所仰慕者。本书作于1920年。时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索序于梁启超。梁启超有感于清代思潮有相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遂下笔不能自休，15日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今读其《清代学术概论》，试简单梳理作者之文理思路如下。以不才之才疏学浅，不正处，顾在所难免。兹为君子贻笑，万望博士斧正。

何为时代思潮？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里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者。如潮焉，始微至涨达满则落至于熄。

思潮发展之四期

各时代有各时代之特色思潮，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仕昂进之时代也。各时代思潮必经历四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

中国先秦后之思潮有四

时代思潮之载体以各时代之学术而别之。简而言之，中国自秦后之时代思潮则有下四者而已: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

清代思潮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在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重述清代思潮之起因，乃反宋明理学之敝。而综述清代思潮之四期及各期之代表人物并著作之精神特色。

启蒙期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立清学之规模。反明学之别派尚有颜、李学，黄、万之史学，顾之地理学，王、梅之天算学。而为理学守残者为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

全盛期之代表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名之曰正统派。惠、戴后传弟子繁多。惠述戴作，治学方法在“实是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的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蜕分期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之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即其衰落期。兹学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又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淇，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其命运不复能久延。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为正统派死守最后壁垒，则俞樾、孙诒让。俱统于高邮王氏。余无行之袁枚。樾弟子章丙麟。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以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部：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帷将此研究精神转移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

宋学何以招反动？——宋学之敞：

再分论清代学术之起端、分衍并人物著述特点。

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音学五书》《日知录》

“经学即理学”

起自顾炎武，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羊有三:

一曰贵创。

二曰博证。

三日致用。

清学启蒙，期之人物——

顾炎武、胡渭、阎若璩、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毛奇龄、顾祖禹、刘献廷、姚际恒、傅山

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领》，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而黄、王、颜李别为大家。启超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继之论阎、胡、黄、王、颜之著及顾清禹、刘献廷，略毛奇龄、姚际恒、傅山者。此皆启蒙期人物。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

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

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光绪间有洪良品者犹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

意义: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

胡渭《易图明辨》

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

吾辈何故认为与阎书有同等之价值耶？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

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

渭此书，以《易》还诸義、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怦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

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途径。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毛奇龄《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

无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当有毛奇龄其人。其所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等，皆在胡渭前;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颇引其绪。但其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故汉学家祧之不宗焉。

全祖望为《毛西河别传》，更著有《萧山毛氏纠缪》十卷以论其失。

平心论之，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疑《古文尚书》，疑《周礼》，乃至疑《孝经》疑《易传》疑《十翼》。其所著诸经通论未之见;但其《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中固多精凿之论也。

清学全盛期之代表人物

惠栋

惠栋世传经学，学承父士奇。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惠派治学方法，八字以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必好”。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江藩、阮元，其派之后学。又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前此顾、黄、王、颜诸家所治，并非“汉学”，后此戴、段、二王诸家所治，亦并非“汉学”，其“纯粹的汉学”，则惠氏一派，询足当之矣。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

戴震

戴震受学江永。戴尝言: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戴之《孟子字义疏证》，轶出考证学外，欲建一“戴氏哲学”。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虽然，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

启超总结:“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此其收获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

戴门之后段、二王。

分述各派学说特点。

详说顾，胡，阎，黄，王，颜六大家之学识行谊并著及其学术特点。

正统派则顾、胡、阎

正统派之学风

再论正统派之学风，其特点有十，简括之其宗旨曰:必证而信，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朴简。

此正统派学者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切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

继之详载以经学，小学，音韵学，典章制度，史学，考证学，地志诸学者及著书，并言其长短精粗。兹不赘述，有意者可索而观之。

地理学

详地理学，中清偏于考古，有考证先秦地理，有考证各史地理，有通考历代者。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蒙古诸地理。渐又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畬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后竟不光大。刘献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业不竞，后亦无继。

天文学

天文算学自明徐光启后，士大夫浙好。清初则王锡阐、梅文鼎最专精，后有李善兰，华蘅芳颇译泰西科学书。自是“西学”渐兴。

阮元著《畴人传》，罗士琳补续之，清代斯学变迁略具焉。

清代开创有功之学
一、金石学

又金石学在清代彪然成一科学。自顾氏《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又多有分支，此石学也。又金文学，则考证商周铜器。光绪间又开龟甲文之学。

二、校勘学

清有功于古学者，另一端则校勘也。古书多以存者，尤其诸子之书，盖自汉武罢黜百家后，直至清中叶，诸子又学可谓全废。若荀若墨，以得罪孟子故，几莫敢齿及，及考证学兴，引据惟古是尚，学者婚思及六经以外，尚有如许可珍之籍。校勘球子书，因此引起研究诸子学之兴味。及至于后，乃至《子》与《经》并重。

三、辑佚学

另一功曰辑佚。散亡之书得以复读。其意义，后文讲诸子学复兴有赖之。此略。

清儒治学之方法

劄记

清儒治学之方法。以作者亲历记，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劄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相类于我们今天的日记或读书笔记。

归纳法

清儒治学，绝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其表现为:第一步，留心观察，确立某点为研究目的。第二步，罗列与某点同类或相关者，比较研究。第三步，比较研究出结果，立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训诂学之摸范名著，共推王念孙《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劄记之书多，略不叙。

函札

清儒不效宋明人聚众讲学，切磋学问以“函札”，并成著述。

清儒之文风

其文风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一归于雅正。不以奇古为尚。清学皆宗炎武，文亦宗之，其所奉为信条者:一曰不俗，二曰不古，三曰不枝，盖此种文体于学术上之说明，最为宜矣，然因此与当时所谓“古文家”者每不相容。无精诗，工词者少，于骈文小有其成者。其文力洗浮艳，如其学风。

何为清之“古文家”？有哪些学派是属于“古文家”？

全盛期之正统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实无他派足与抗颜行，若强求其一者，即所谓“古文家”者是已。

古文家之“桐城派”

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从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范从子鼐，欲从子戴震，震谢之，并规之，鼐乃为文诋汉学破碎，而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遗余力;自是两派交恶。

古文家之“阳湖派”

其后阳湖恽敬、陆继辂自“桐城”受义法而稍变其体，张惠言、李兆洛皆治考证学，而亦好为文，与恽、陆同气，号“阳湖派”。

诵习两派古文家者不衰。

咸同间，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为宋学辨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

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是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

继而从清学派本身和其所处之环境两方面论道、咸以后清学之所以分裂为何。略言之:其学由实入虚，其时西学东渐。

继而论清学分裂之导火线，即经学今古文之争也。

何为今文者？

初，始皇焚书六经绝，汉兴，诸儒始渐以其学教授，而亦有派别:《易》只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而同出田何;《书》则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和小夏侯（建）三家，而同出儿伏生;《诗》则有齐鲁韩三家，《鲁诗》出申公，《齐诗》出辕固，《韩诗》出韩婴;《春秋》则惟《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同出胡毋生、董仲舒;《礼》则惟《仪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而同出高堂生。此十四家者，皆汉武帝、宣帝时立于学官，置博士教授，其写本皆用秦汉时通行篆书，谓之“今文”。

《史记·儒林传》所迷经学传授止此，所谓十四博士是也。

何为古文？

逮西汉末，则有所谓古文经传出焉。《易》则有费氏，谓东莱人费直所传;《书》则有孔氏，谓孔子裔孙安国发其壁藏所献;《诗》则有毛氏，谓河间献王博士毛公所传;《春秋》则《左氏传》，谓张苍曾以教授;《礼》则有《逸礼》三十九篇，谓鲁共王得自孔子坏宅中;又有《周官》，谓河间献王所得;此诸经传者，皆以科斗文字写成，故谓之“古文”。

何为今古文之争？

两汉经师，多不信古文，刘颜屡求以立学官，不得，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谓其“专己守残，党同妒真”者也。王莽擅汉，歆挟莽力立之，光武复废之，东汉初叶，信者殊稀;至东汉末，大师服虔、马融、郑玄皆尊习古文，古文学遂大昌。

而其时争论焦点，则在《春秋公羊传》。

今文大家何休著《左氏膏盲》《穀梁废疾》《公羊墨守》，古文大家郑玄则著《箴膏盲》《起废疾》《发墨守》以驳之;玄既淹博，遍注群经，其后晋杜预、王肃皆衍其绪，今文学遂衰。

此两汉时，今古文哄争之一大公案也。

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

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

今所传《十三经注疏》者，《易》用《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用《毛传郑笺》，《周礼》《仪礼》《礼记》皆用《郑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其余诸经，皆汲晚汉古文家之流;西汉所谓十四博士者，其学说皆亡，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

自宋以后，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

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

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清代今文学之复兴

庄存与
刘逢禄
龚自珍
三人在今文学之地位

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今《十三经注疏》本，《公羊传》虽用何注，而唐徐彦为之疏，于何义一无发明，《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

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

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

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请人著术中，实最有价值的创作。

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龙共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

拟诸“正统派”，庄可比顾，龚、刘则阎、胡也。

“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殊不足以尽汉学。时辑佚之学正极盛，古经说片语只字，搜集不遗余力，于是研究经文遗说者渐多;冯、陈、迮氏之书皆不过言家法同异而已，未及真伪问题。

驳古文之伪自刘、魏、邵三书出

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改《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其言博辩，比于阎氏之《书疏证》。

源又著《书古微》，谓:不惟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即阎氏所攻者）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非孔安国之旧。

同时邵懿辰亦著《礼经通论》，谓:《仪礼》十七篇为足本，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出刘歆伪造。

而刘逢禄故有《左氏春秋考证》，谓:此书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性质，乃记事之书，非解经之书;其解经者，皆刘歆所窜入，《左氏传》之名，亦歆所伪创。

盖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书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若《周礼》真伪，则自宋以来成问题久矣。

初时诸家不过各取一书为局部的研究而已，继而录其系统，则此诸书者，同为西汉末出现，其传授端绪，俱不可深考，同为刘歆所主持争立;质言之，则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

于是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则康有为其人也。

龚自珍
魏源

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然亦能之，其言经学，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异。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议论（未刻）。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

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康有为

新文学运动中心，曰南海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平有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者，王闿运弟子；闿运时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而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之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

《新学伪经考》

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为《周礼》《仪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搏士者。

“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涌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

《新学伪经考》之要点：

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

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

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

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

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所生之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以新检查估价。此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

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口，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

有为好博好异，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

其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原》《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后劲也。

《孔子改制考》《大同书》

有为第二部著述，日《孔子改制考》，其第三部著述，曰《大同书》，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有为之治《公羊》，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

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

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

又不为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该，罔不托古。老子之托皇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等，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为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主张，实本于此。

前两书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所创作，则《大同书》也。

初，有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退而独居西樵山者两年，专为深沉之思，穷极天人之故，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致用。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有为谓此为孔子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条理为书，略为无国家，无家族，政府由民选，生、学、病、老、养由政府担承，按劳分配等……

梁启超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  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辨诘无虚日。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昏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启超亦独立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