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与其说是公共知识分子,不如说是大众围观时代的文化遗民与“饥饿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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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邀》的开头片花,许知远就为自己量身定制了形象基调:
主角“许知远”想象自己颇具电影明星风采,笔直的西服,迎着华丽的车窗,头发飞扬,单手撑着书籍,故弄玄虚地俯视着前方的街头大众——他们是如此的劳于奔命、太唯上,太欠思考,急需他的启蒙和被拯救;同时心知肚明别人对自己会有什么看法:那个代表着“最后良知”的“祖国的陌生人”,忧伤,高雅,文明,衣冠楚楚,诗书满腹,铁肩道义。
接下来的情节设置,就这么来回往复地展开,直到只能仰视的高潮,好似一个饱涨的氢气球忽悠悠地飞上高空,“带着偏见”在众人瞩目下升华……
许知远和他的《十三邀》正是以如此狂暴的自我拔高和错乱的角色幻象开始。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文明发展程度还不够高的社会中的观众很好奇他的脑子是否有点问题。
可以说,这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最惨不忍睹、最肉麻兮兮的自我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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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今天的处境,完全是自取其辱。
他津津有味的在品味着自己,但却未曾明白,自己的味道到底是什么。
子曰:“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智者不失言”。许知远带着强烈的优越感,意气扬扬甚自得地准备迎接鲜花、掌声,还有羡慕、崇拜的眼神,却不知道大众看待他,不过类似围观一“饥饿艺术家”。
作为落魄知识分子,幼稚理想主义者,许知远成为“反面人物”和“穷酸典型”是必然的。大众所有的热情都在拥抱情人,和有钱\有权的“成功者”。许知远可怜的、自恋式知识优越感在大众看来,不过是一介腐儒的无理取闹,公共撒泼。 也许,这不是许知远一个人的问题。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来到大众的角斗场,必然动辄得咎,伤痕累累。
这才是“无物之阵”。许知远只是交出了惨淡经营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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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最根本的症结在于缺乏文化力量。
以知识分子精英自诩的许知远,充满精神自信,寻求彻底的个性精神自由,凡是压抑人的,无论来自哪一方面,权力的,资本的,人性的,大众的,他都想着去反抗。但是他作为一个“充分学院化”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无力的。
他沉潜有年,读书万卷,当然不会没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他也缺失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来贯彻自己,并且最终获取群众。因此,他的思想,他的主张,他的坚持,他的理想,一旦遇见强力就会自动塌陷,比如罗振宇,比如马东,比如李诞,特别是鄙夷的资本的席卷力量。
怀着这样的症结,保持抵抗的姿态就异化成为许知远唯一能有的兴趣和爱好。许知远把自己搞成一个文化工业丛林里优秀的“饥饿艺术家”, 在一个没有适合他食物的世界里,忸怩地选择继续饿着,大方让人围观。 可以说,一切意味深长的事也许正在此处,表面的热闹包藏着巨大的空虚。
这种空虚既是许知远的,也是大众的。二者都无力消化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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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唯一的意义,是作为一个出色的展览品存在。
许知远最大的悲哀,正在于撞见这个以反智为纯真,以无聊为质朴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反智的时代。社会八面埋伏着一股反智的气氛。许知远那些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的自恋或内省,那些他如影随形的孤独、愤慨、坚持和骄傲,那些他所追崇的古今中西的人文精神,那些他所念兹在兹的温情、理解、镇定、洞见等等这些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美德,在这个时代变得轻如浮毛,贱如蚁蝇。大众对这种妄图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必然投以轻鄙以至敌视的目光,带着残酷的嘲笑。
是的,我们还从来不曾对于“智性”本身有着如此发自内心的憎恨和怀疑。我们为发现“智性”和“智性”带的知识学问对人生只有害无益而狂喜。我们可能花几个小时看有关外星人入侵的荒诞故事,对我们现实世界的不幸也置若罔闻。
许知远还是如此冥顽不灵,如此愚昧不堪,对于眼下这个时代的文化产出还要求那么苛刻,还坚信文化本身能实现最大的可能性。他要尝试着挑战自己承受的极限,这已是很矛盾,却加上以这么荒谬的方式,许知远,你以为你是谁?
大众文化工业时代,知识分子已死。许知远不过是借尸还魂。 人们在电视这个笼子外面,围观他、欣赏他、鄙夷他、怜悯他。
但是,这又岂止是他一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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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繁荣,让人们厌烦文化饱腹的需求和任何教导。
在这样的时代主旋律中,许知远的聒噪当然是让人讨厌的。
自1960年代以来,世界持续陷入群体反击知识权威的时代。 1969年4月某日,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讲坛上,文化界的精神领袖西奥多·阿多诺正在讲课。几名女学生突然闯入教室,散发印有"作为机构的阿多诺已死"字样的传单,并赤裸上身冲上讲台羞辱他。阿多诺黯然下台,辞职,在经过4个月的沉默后猝然去世。
许知远的存在,只是在50年后再次延续地表明:知识分子的孤独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他正在走向或自戕或被毁的结局。
许知远先生,这真的是你想要探知的吗?
2018,3,8,晚饭后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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