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我觉得，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此款嘉言，是为坦诚之至。现而今，在“能力竞赛”的趋向下，怕是少有人如此坦诚自己了。
少有人敢言“我最聪明”，但也少有人敢说“我为笨拙”。其实呢？自认“聪明”的还是多，承认“笨拙”的还是少。但却是，承认“笨拙”者最聪明，真聪明，因为其实在地懂得了人间世的辩证法——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读书人失之于笨拙”，该是具有普遍性的，即便今天亦如此。读书本来是求聪明、得智慧的，但因为“笨拙”——该是“开悟晚、开悟程度低”，却影响了读书上的“进取”，这在许多人是存在或存在过的，但“自安于拙”却是非同小可了。为什么呢？首先，这是一种坦诚、客观的态度，没有怨天尤人。其次，则是作为解决“笨拙”问题的出发点，或者说，唯有承认“笨拙”，才有真正的奋起，奋发读书。这就是曾公嘉言的逻辑所在。没有这个“逻辑起点”，后面的“以勤补之，以慎出之”是谈不上的。逻辑地看，若非“自安于拙”，则“勤以补拙、慎以出拙”，即都是不可持续作为的“空谈”，可验之的是，世人都知“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但持之以恒为之者多少？从这个意义上看，曾公的“自安于拙”，恰是“不甘于拙”的意蕴，这也是其为嘉言的“命门”所在。
“以勤补拙”“以慎出拙”该怎样作为？为什么曾公不将此言展开，或者“点明”？这是因为曾公及曾公所复信之宋滋久都是饱读“四书五经”者。《中庸》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是“五者”，该是“勤”“慎”的标准模式了，也是非常要功力的“勤”与“慎”。试想，今人若是自幼受教育即遵从这“五者”去做“读书人”，怕是没有不“去拙”“出拙”的吧？这该是怎样的“开动脑筋，使用手脚”呢？今之读硕士、博士者怕是在“博、审、慎、明”四者上也很少“吊诡”的吧？
接着的《中庸》之言则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如是，则把“勤补”“慎出”的“数量标准”及必然结果揭明了，还需曾公多言、费言吗？所以，曾公嘉言是为“道中有道”，不可仅为“过目之读”，非考究不可！
至于“弄巧卖智，所误更甚”，我想是不必多言的，只要到今天的菜市场亲身体验一下如此样态的摊贩，则是个人心中自明之。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的则是当代著名哲学大师孙正聿先生的“苦读笨想论”，作为现代性的“补拙出拙法”。其要旨如下：
“钻进去”的“苦读”在于形成“文献积累”，“跳出来”的“笨想”在于形成“思想积累”。此二者，我以为才是个人的“有头脑，有能力”。
“所谓‘苦读’，强调的是一个‘苦’字——不一目十行，不浮光掠影，不寻章摘句，不只过目而不过脑”，而是“读进去，读出人家的好处”，“得道于心”。
“所谓‘笨想’，强调的是一个‘笨’字——不投机取巧，不人云亦云，不耍小聪明，抛开一切文本，‘悬置’一切成说，面向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由此，实现一个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的“发明于心”。
我想，近古曾公之言与现代孙先生之说，是异曲而同工的求真精神。唯此，才能真正“勤以补拙”“慎以出拙”。勤与慎，既是方法，更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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