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我觉得,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此款嘉言,是为坦诚之至。现而今,在“能力竞赛”的趋向下,怕是少有人如此坦诚自己了。
少有人敢言“我最聪明”,但也少有人敢说“我为笨拙”。其实呢?自认“聪明”的还是多,承认“笨拙”的还是少。但却是,承认“笨拙”者最聪明,真聪明,因为其实在地懂得了人间世的辩证法——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读书人失之于笨拙”,该是具有普遍性的,即便今天亦如此。读书本来是求聪明、得智慧的,但因为“笨拙”——该是“开悟晚、开悟程度低”,却影响了读书上的“进取”,这在许多人是存在或存在过的,但“自安于拙”却是非同小可了。为什么呢?首先,这是一种坦诚、客观的态度,没有怨天尤人。其次,则是作为解决“笨拙”问题的出发点,或者说,唯有承认“笨拙”,才有真正的奋起,奋发读书。这就是曾公嘉言的逻辑所在。没有这个“逻辑起点”,后面的“以勤补之,以慎出之”是谈不上的。逻辑地看,若非“自安于拙”,则“勤以补拙、慎以出拙”,即都是不可持续作为的“空谈”,可验之的是,世人都知“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但持之以恒为之者多少?从这个意义上看,曾公的“自安于拙”,恰是“不甘于拙”的意蕴,这也是其为嘉言的“命门”所在。
“以勤补拙”“以慎出拙”该怎样作为?为什么曾公不将此言展开,或者“点明”?这是因为曾公及曾公所复信之宋滋久都是饱读“四书五经”者。《中庸》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是“五者”,该是“勤”“慎”的标准模式了,也是非常要功力的“勤”与“慎”。试想,今人若是自幼受教育即遵从这“五者”去做“读书人”,怕是没有不“去拙”“出拙”的吧?这该是怎样的“开动脑筋,使用手脚”呢?今之读硕士、博士者怕是在“博、审、慎、明”四者上也很少“吊诡”的吧?
接着的《中庸》之言则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如是,则把“勤补”“慎出”的“数量标准”及必然结果揭明了,还需曾公多言、费言吗?所以,曾公嘉言是为“道中有道”,不可仅为“过目之读”,非考究不可!
至于“弄巧卖智,所误更甚”,我想是不必多言的,只要到今天的菜市场亲身体验一下如此样态的摊贩,则是个人心中自明之。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的则是当代著名哲学大师孙正聿先生的“苦读笨想论”,作为现代性的“补拙出拙法”。其要旨如下:
“钻进去”的“苦读”在于形成“文献积累”,“跳出来”的“笨想”在于形成“思想积累”。此二者,我以为才是个人的“有头脑,有能力”。
“所谓‘苦读’,强调的是一个‘苦’字——不一目十行,不浮光掠影,不寻章摘句,不只过目而不过脑”,而是“读进去,读出人家的好处”,“得道于心”。
“所谓‘笨想’,强调的是一个‘笨’字——不投机取巧,不人云亦云,不耍小聪明,抛开一切文本,‘悬置’一切成说,面向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由此,实现一个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的“发明于心”。
我想,近古曾公之言与现代孙先生之说,是异曲而同工的求真精神。唯此,才能真正“勤以补拙”“慎以出拙”。勤与慎,既是方法,更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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