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8月22日的文章《人与人差异的天梯》中写道，
“这段时间使我明白，人对自己的人格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是必要的独立，哪怕别人否定你，你也会想办法去承认自己，因为你最了解你自己，最能感受自己的喜怒哀乐，这种感受的真实，是人体传达给你的自然反馈，喜乐就是正确的，怒哀就是错误的。但是，这个“你”却忽略了你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了解你踏足了什么地方，这里的喜怒哀乐与你的世界是不同的，未知会诱发人本能去寻找立足点，试图寻求与未知的平衡，因为你无法站在虚空上，正是这个无法站在虚空上的道理，让你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必须是正确的，因为这脱离你的实际，你不可能一跃就站在井上。这也是我前段时间明白的道理，这个道理任何人都不会例外。”
我这种抽象的表达，不确定有多少人会理解，但应该还是不理解的更多？毕竟我这算是结论性的表述，用的是配合主题的内容，也就是“框架差异”的主题，所以整个内容的表达并不完整，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思考，联系相应的依据，就得不到全面的认识。不过写一篇文章我也不可能把每个细节都长篇大论一番，然而今天我却想讲一讲这个道理，也是作为自己对这方面思考的补充。
而心血来潮的契机是，今天发现TED有相关的演讲，然后我得到了这么一个词汇：
Motivated reasoning，动机性推理。
有兴趣的可以直接按照该文章标题查找相关视频，下方将进行大量引用片段。
“这种现象是说，我们无意识的动机，我们的渴望和恐惧，塑造了我们解读信息的方式；有些信息，有些想法会感觉像是盟友，我们希望它们赢，我们想捍卫它们，其他的信息和想法就好像敌人，我们要击败它们，所以我把动机性推理称为士兵思维模式。举个例子，当裁判判定你喜欢的球队犯规，你就抱着动机想证明他错了，但如果他判了另一个队犯规，‘太好了，判得好’，就不用仔细考虑这个判罚了；又或者你读到一篇文章或者一项研究，检验了某个争议性的政策，比如死刑，正如研究人员已经证明的那样，如果你支持死刑，而研究证明它是无效的，那你就有充分的动机去发现研究设计的缺陷，但如果证据表明死刑有效，‘很好，好研究’，反过来如果你不支持死刑也是一样。我们的判断力会受到心理期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无处不在，这塑造了我们关于健康和感情的思路，关于我们决定如何投票，关于公平公正，而对于这种动机性推理或者说士兵思维，我最担忧的是它非常潜意识，我们尽管认为自己客观公正，却还是会毁掉一个无辜的人。”
“Picquart就是侦察兵思维的代表人物，这种思维驱使人不去考虑输赢，而是看清真实状况，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还原真相，即使真相不好看也不让人喜欢，这种思维方式我个人非常推崇，过去几年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想弄明白是什么导致侦察兵思维，为什么有些人，至少在某些时候，能越过偏见和动机，试图尽量客观地看清事实和证据，答案是情绪化，就如同士兵思维来源于防卫和抱团这样的情绪，侦察兵思维也一样，不过是不同的情绪，比如说，侦察兵有好奇心，他们更可能会为了学到新知识而高兴，或者着急地想要解决谜题，当他们遇到不合期待的事时会感到好奇，侦察兵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检验自己的信念是有意义的，而他们也比较不会认为改变自己想法的人很弱，最重要的是侦察兵是脚踏实地的，意思是他们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并不绑定在某件事的对错上，他们可能认为死刑是有效的，而研究证明死刑无效的话，他们会说，‘哈，看来我可能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坏或者蠢，你懂的’。这一系列的特质被研究者发现——同样我从身边的人看来也是这样——能预测良好的判断力。而关于这些特质我想请你们记住的是，它们其实跟聪不聪明没有关系，也跟你懂得多少无关，事实上它们跟智商完全不相关，它们是关于你的感受，有一句话我经常引用，来自《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他说，‘如果你要造一艘船，别催着你的人去伐木，指手画脚地分配工作，而是要教他们渴望无边无际的大海’，用我的话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想提高个人和社会的判断力，我们需要的不是逻辑或者经济方面的指导，这些东西虽然很重要，但要把这些原则用好，最需要的是侦察兵思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感受方式，当我们知道自己可能在某件事上错了，我们要学会骄傲，而不是耻辱，当我们遇到与我们的信念相悖的事物时，我们要学会好奇而不是防御，我想要留给你们的问题是，‘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你渴望捍卫你的信念，还是渴望尽可能地看清这个世界？’”
整个视频看下来，基本是与我的想法相贴合的，不过在谈到“这些特质与智商完全无关”的时候，我认为是错误的，如果单是讨论“与聪明无关”可以理解，但关于“智商（IQ）”，除非与我所理解的“智商”不一样，不然很难苟同，特别是视频中的举例都有着认知背景作为前提。
或许有人觉得我在这里较真了，但这里会牵扯到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思维与智商”的关系。无论是维基还是各种文献对IQ的阐述，都涵盖着认知、思维、语言、观察、计算、律动能力等多方面的考察标准，是综合性的。同时，智力的发展不仅是受先天基因的影响，也与疾病和生活环境等后天因素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在我的文章《人与人差异的天梯》中的主题并非是“差异源自于情绪化”，而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情绪化的差异”。
如果刨除“后天因素”单取“情绪化”就会失去溯源性，那么演讲者为什么会“点到为止”？可能的原因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但不论演讲者是有意无意，她站在了一个较为柔和的立场上，只专注于精神层面引导人们向积极的方向思考，如结尾的提问，虽然演讲者鼓励侦察兵思维，但最终的提问仍旧保留了多元的余地，可以说是一种情商的体现？
“你渴望捍卫你的信念，还是渴望尽可能地看清这个世界？”
接下来我们专注于“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这个词，下面摘选的国外文献是于2016年由作者Ingrid J. Haas在Neuroimaging Personality, Social Cognition, and Character发表的Political Neuroscience（政治神经科学）中的4.4节，
“虽然对动机推理的研究表明，人们经常通过有偏见的推理过程保持预先存在的态度，但需要指明的是，态度可以且确实会随着新信息的变化而改变。事实上，这是Kunda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相反态度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人们也会出于对准确性的渴望而可能放弃想要的结论。
当人们一开始没有强烈的偏好，或者态度较弱或不太确定时，态度更有可能发生改变。态度可能会变得更强——积极的态度可能会变得更加积极，或者它们可以改变期望值——例如，积极的态度可能会变成消极的态度。重要的是，鉴于我们对态度的理解，这些积极和消极的过程似乎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将态度纯粹视为积极与消极可能过于简单化了。态度可以包含一定程度的正面信息、负面信息，两者都有（矛盾），或两者都没有（冷漠）。”
下面这段是与大脑生理反应相关的研究，有兴趣的可以作为补充看看。
“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是什么导致了积极和消极的政治态度变化。 似乎前额叶皮层的不同区域可能与正面和负面的变化有关。一项研究表明，对负面竞选视频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反应预示着态度向负面方向变化——政治候选人的评分较低。有人认为，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参与认知控制和评价信息的再加工，这与它可能参与态度改变的想法一致，特别是对于更抽象的信息。加藤的研究还显示了内侧前额叶皮质与候选人评分增加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与更广泛的研究一致，这表明内侧前额叶皮质与想象他人心理状态的心理理论有关，并且更可能发生在思考我们喜欢的人（而不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时。”
2014年由作者Warren W. Tryon在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Psychotherapy上发表的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Principle，引用其中Emotions Unconsciously Distort Cognition（情绪无意识地扭曲认知）小节,
"情绪的处理是无意识的，也是有意识的。值得重复一下Kunda (1990) 题为“动机性推理的案例”的开创性论文，该论文在第 4 章中介绍过。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更可能得出他们想要得出的结论，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受制于他们为这些结论构建看似合理的理由的能力（第 480 页）。人们似乎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想要得出结论而随意得出他们想要得出的结论。相反，我提出，人们在得出特定结论的动机下，会试图做到理性，为他们所期望的结论构建一个能够说服冷静的观察者的理由。只有当他们能够收集到支持该结论的必要证据时，他们才能得出想要的结论。换句话说，他们保持“客观性错觉”……为此，他们在记忆中寻找可以支持他们所期望的结论的信念和规则。他们还可能创造性地结合所获得的知识来构建新的信念，从而在逻辑上支持所需的结论。正是这种记忆搜索和信念构建的过程，受到定向目标的影响（第 482-3 页）。
还值得重复一下之前在第 4 章中介绍的Simon和Garfunkle的歌曲The Boxer中的一句话，‘一个人听到了他想听到的，而忽略了其余的’。无意识处理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人们有选择地关注并从记忆、档案来源和他们当前的环境中“挑选”信息，以支持先前在情感上达成的信念，同时保持他们是客观的错觉。所有这些处理都是自动且无意识地进行的。我们还获悉了神经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证据，证明情绪会影响认知。
情绪扭曲认知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贯主题。在第 5 章中，我们了解到情绪是由皮层下结构无意识地产生的。因此，这些无意识产生的情绪有选择地迎合情感一致的决策，而认知合理化则被用来为这些决策提供支持以实现整体的一致性。从大脑皮层到杏仁体的下行纤维很少，而上行纤维很多，这一神经解剖学事实进一步支持了情绪对认知的主导地位。不过，认知层面的临床干预已被证明是有效的。这里的重点是，临床医生需要认识到，以自动感觉和相关自动思维的形式无意识地产生的情绪会干扰和限制CBT的有效程度。因此，可能需要额外的治疗来解决这些情绪扭曲的问题。
这些发现的另一个主要临床意义是，治疗师和客户同样容易受到这些扭曲。想必专业培训已经让治疗师对这些无意识的动机敏感起来，尽管再多的个人治疗也无法将一个人从这些无意识动机中解放出来，就像个人治疗无法使一个人摆脱视错觉一样。我们之前使用术语认知错觉来强调与视错觉的平行。网络模型正式承认情绪抑制认知的能力，有时甚至严重扭曲认知。心理动力学理论家早就认识到并强调这一点。
这些发现的另一个主要临床意义是，治疗师和来访者同样容易受到这些扭曲。据推测，专业培训已经使治疗师对这些无意识动机敏感起来，尽管个人体验（Personal Therapy,心理咨询师自己接受的心理咨询/治疗）不能使人摆脱这些动机，正如个人体验不能使人摆脱视错觉一样。我们以前用认知错觉这个术语来强调与视错觉的平行性。网络模型正式承认情感约束认知的能力，有时甚至严重扭曲认知。心理动力学理论家早就认识到并强调这一点。”
简单进行了两篇文章的摘选翻译，如果翻译的不准确还请见谅，相关论文看得我有点心潮澎湃，就是阅读起来有点费劲，还有一篇关于论述“昆达理论”科学范式的文章，What Does It Mean to be Biased Ulrike Hahn, Adam J.L. Harris, in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2014 很值得一看。（留个标签“贝叶斯框架”）
这一波可以说是吃得挺饱，对我此前文章表达的思想提供了相应理论基础的强化补充，也就是我那篇《虚假的真实信念，肤浅地活着》，“即使是虚假的，即使是谎言，只要是以你的能力无法识破的，那它就是真实的。直到将这种无法识破的能力进化成为拒绝真相的能力，那么你这辈子就赢了，毕竟‘希望简单地活着’是人类在畸形的环境下所诞生的本能思考，也同样是适应环境的表现，然而视深入程度的大小，这种适应性的结果却不一定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也是‘故步自封’现象的成因。”
此外，“彻底交流”的理论本质即是让双方在彻底的交流中产生压倒性的证据以消解“情绪化”的扭曲影响，最终达成共识，而这共识会随着“彻底交流”而动态发展。
多的就先不说了，继续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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