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饭离开北京的那天，几个朋友去火车站送他了。
我的朋友14妹和米饭亦是同窗，用她的话来说，感觉像是送走了儿子，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
米饭小我两届，虽然是我的浙江小老乡，不过从相识到成为好朋友，完全是因为硬座车上的偶遇。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少坐飞机也很少坐卧铺，寒暑假的时候也比其他地区的同学好买到票，于是北京到杭州之间的距离，一直被我们形容为“15小时，睡一觉就到了”。这四年，旅途的伙伴也从未减少过。我一直觉得坐面对面的火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是旅人，都是彼此的过客，而我从来都是在好奇，萍水相逢的路人，各自经历着怎样不同的人生。
米饭坐在和我面对面的位置。我们的学校很小，我们的家乡又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所以彼此之间的羁绊就更为紧密些，一句“你也是浙江人”，就可以引出好多话题。
不过不要误会，米饭并不是一个话唠。更多的时候，是我在说，他在听。他听我那些自以为是的校园经验，听我在学校几年的所谓风光和无奈，听我对于未来生活和学业的无限畅想。米饭到底是一个恬淡的人，淡淡地表示他的反应，淡淡地表达他的惊讶与羡慕，淡淡地说他自己在北京的感悟。
米饭是新闻专业的学生，那个时候正是学校新闻系风云变幻的时候，老师的变动之大，让人不知所措，甚至有些看不清未来。在一堆事实和所谓真相面前，作为受到变动局面影响的人，以一学生之力，没有办法改变什么。那个时候米饭倒是常我聊起，何谓新闻理想，何谓坚持，他就像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争扎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进新闻系。
米饭不喜欢浮躁的社团活动。相比之下，他对如何写就一篇好文章更感兴趣。他也不喜欢我呆的校园媒体，所以即使多次盛情邀请，米饭都婉拒了。后来他加入了一家服务学生性质的校媒，无论是经费还是规模都不足以和其他媒体媲美，不过他时常为了一个选题跑动跑西，从学生到老师，从办公室老师到后勤人员，看得出来乐此不疲。报道见报后，他都会和我打个招呼，示意我别忘记去宿舍楼前台拿一份看看。看到报纸上的“记者：米饭”的字样，我就知道这家伙正奔走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
二
毕业之后，米饭留在了北京。
那几年，听到很多身边的新闻系的好朋友去做了真正的记者，有的现在已经是《中国青年报》的首席记者，有的已经成为了《新京报》深度报道前沿的斗士。而我就像一个犹犹豫豫的徘徊者，一边渴望着转行，一边又对这份职业规划充满了困惑。我选修新闻系的必修课还考了新闻系第一，我在校园媒体做了很多探索和实践，我努力向往成为一个真正的新闻人。后来我考上了复旦新闻学院研究生，然而新闻理想已经在考研和读研的挣扎岁月里慢慢消失殆尽了。
米饭是个坚持而固执的人。他果然追随着自己的理想，去了一家杂志社。让人艳羡的事业编制和北京户口，当然这是后话了。米饭在杂志社的职务是记者。前些日子他给我寄来了几份他们单位出版的杂志，都是封面报道或者特别报道。杂志做得很中规中矩，不是市场化的媒体，然而看得出来，也有在认真做选题、做内容。我找出每一篇署名“记者：米饭”的文章，小心翼翼地在边上贴好记号纸。
因为考研和校园活动的缘故，我和新闻系的人一直走得比较近。米饭在北京的一帮好朋友，基本上都是彼时新闻系的好友，07到09级不等，从事着与新闻相关或不太相关的工作。米饭也时常会和他们碰个头。当然，大家的话题不再是新闻与新闻理想，似乎工作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愿被大家谈起的话题，可能只是徒增伤感罢了。
米饭工作了几年，也开始思考职业规划的事了。我们聊过好几次，就像在校园里的选择与挣扎那样，生活徒增更多的烦恼，而且必须行动起来去解决。说到底，我也不能帮助米饭什么，毕竟我也是某种程度上在挣扎的人，于是到最后变成了彼此安慰。你看，生活就是这样子，把校园时光里神采飞扬的模样，变成了充满了自我嘲讽的面庞。这大概是我们从前从未想过的吧。
三
几个月前米饭突然告诉我，他准备离职回老家了。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那你的户口怎么办。米饭很潇洒地说，老子不要了。我也没多问为什么，毕竟是他考虑了很久的事，我想，米饭做出这种决定，一定有他的原因吧。我自然欢迎，我说好啊，以后我来海宁找你玩，这些年一直说好南方约见面的，怎么也约不到合适的时间，这下没问题了。
米饭说他在海宁的新工作是《海宁日报》记者。我说这不挺好的嘛，你到哪儿都还是当记者。他没接话，大概是米饭对这份新工作有更多的想法，那就待未来慢慢体会吧。毕竟，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未来要继续生活下去的江南小城市里，有着他难以化解的乡愁。
米饭说，这次回来，就不打算回北京了。
米饭离开的时候，没有告诉很多人。他说我特意没通知大家，怕人多场面太伤感。
我开玩笑说，这下海宁的媒婆要开始忙碌了。
米饭很自信地说，那是。
每次高速路上经过白墙黑瓦的房子时，我就知道已经到海宁了，这个城市的乡村景象，就像米饭带给我的感觉一样，恬淡而宁静。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米饭正在新单位办理入职手续。我知道，记者米饭的新征程，就此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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