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真性情

    相信很多人都参加过一些无聊的宴会或饭局，不去别人不快，去了自己不快，总之就是找不痛快。因此，不得不承认，很多饭局不过是通过彼此为难来维系脆弱的关系，真是矛盾的很！贾平凹先生写过一篇短文叫《辞宴书》，今天读来依然大呼过瘾，穷尽场面上的各种“肚皮官司”与“表面过场”。于是，很多人慨叹：做人，真难！如果玩一下文字游戏，其实就是我们面临的本质问题：做真人，难！一明白这个理，就知道很多所见所闻未必真，这才有了寻真、求真、守真的真人。

      说到《辞宴书》，归结起来就一句话：官场的饭局不能打嗝儿放屁，我不去了。这话虽糙却有几分难得，第一处难得在于守真，“打嗝儿放屁”不是说贾平凹这人不文明，而是说“打嗝儿放屁”这种生理反应的背后是人的自然性，无论我们怎样作伪都无法否定自然性，尊重常识常态就是守真，官场饭局要破坏这种自然性，贾平凹作为有所坚守的文人当然不从？第二处难得在于明明白白说，我不去了。说这话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对“官场”说。自古以来，以下陪上，不过就是“赔着笑脸敬酒，穷尽词汇赞美”，否则就是以下犯上。

      以古为据的话，正如《妙真经》“自然者，道之真也”，把以上两处难得结合一下，就是能凭着勇气守真的人，我们谓之为有真性情。

      那么什么是真性情呢？我将其概括为：豪迈自信、不拘礼俗、顺乎天性三种内涵。

      下面以具体的例子作说明：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这样写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意思是说上天还没有想平定天下，如果要平定天下，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如果无知者说这样的话，我们谓之轻狂，而作为儒家圣人，拥有的这份豪迈自信确实令人折服。当然，这份豪迈自信在后世文人身上也多有体现，比如辛弃疾在其词《贺新郎》中一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文武兼备于身的他，说此话实当霸气二字！

      梁实秋先生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文中记录了梁启超作演讲时的一个细节：“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个细节读来让人会心一笑，一个文人的幽默、率真、谦逊与自负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可是稍作考究，梁启超的这句话是谦逊多一点呢还是自负多一点呢？中国文化特别强调谦逊，从《尚书·大禹谟》就开始教育国人“满招损，谦受益。”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要么过分谦逊，进而妄自菲薄；要么过于自负，进而狂妄自大。概括起来就是：谦逊的时候难得自负，自负的时候又难得谦逊。梁启超率真，但率真得有分寸，率真得收放自如。

      大家有兴趣话可以关注一下民国有大师风范的人物们。这里推荐大家读一读玉槐堂编著的《朝闻道：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100位名士珍闻录》，短小精悍，却能见人物精神。读后便能发现，与梁启超同时代的有真学识的大师们，颇有这种谦逊和自负的特点，比如说国学大师胡小石就是其中一位，有资料说他讲柳宗元一首七绝，讲着讲着就吟诵起来，念了五六遍之后，把书一收，说：“你们走吧！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真学问家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把自己全面投入又全面敞开，一切行为举止都是顺着自己的感受与体会自然流动。同样是讲诗，俞平伯先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国学大师俞樾的后代，能写诗，善填词，他讲诗词当然很有吸引力。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的在那里朗诵，有时完全沉醉在诗词的境界里，不觉闭上了眼睛，仿佛遗世而独立。蓦然间他又睁大了眼睛，连声说道：“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待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经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

    再比如北大三怪杰之一黄侃在堂上讲课，讲到一个紧要的地方，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把知识与金钱挂钩不正是我们所批判的俗吗？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却丝毫不感到一个学者的俗气，反而益发觉得可爱可佩？大约这背后皆源于一个真字，真学问真学术则不惧怕虚伪的妄测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