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中，对当时的诸子学说加以不少之批判，尤其对孔子及其学说批判特别多，特别辛辣；有抑扬、有褒贬、无孔不入。到底庄子是反孔？抑或尊孔？殊难判断。然而后世学者对于儒道两家的思想，常以为相互对立。
的确，相互对立的说法是有其根源的，史记老子列传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又庄子传载：「作渔夫、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诚然，孔孟学派与老庄学派因其基本理念不同，故其主义思想亦异，是以似若水炭不能相容。但细审其关系，似乎未必尽然。不仅两派的关系，未有若儒墨之尖锐对立，且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孔老二学于若干方面相吻合，例如老子的根本思想是「无为而无不为」，孔子亦有此种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不言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便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思想，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此外，庄子本人为通晓孔老二学之博学者，庄子极尊崇老聃，常以老聃抑压孔子。的确，在庄子一书中出孔子洋相的地方是所在多有，若只用这些例子来坐实庄子尊老抑孔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人们大抵也相信庄子一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其中可信为庄子自作者，可能只有内七篇而已，外杂篇恐怕是庄子后学的集体智慧。然而，照庄子一书本文看来，明确可断定尊老抑孔者，俱出自外杂篇。
而内篇庄子对孔子的态度，究竟是抑是扬，恐怕是颇费斟酌的，而且，外杂篇对对孔子的态度也颇有歧异。故本文是以庄子一书，来探讨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与评价。
庄子书中有多篇谈及儒家，有的地方轻薄儒家，痛骂孔子，如杂篇中的盗、渔夫等篇；但有的地方却赞美孔子，把孔子说成道家的圣人，如内篇中的人间世，大宗师及外篇的田子方，都赞孔子兼述及颜回的。甚至于许多道家的义理都藉由孔子来引说。
但庄子与老子并称道家二宗，何以书中会借孔子以寄寓思想呢？又何以在赞颂孔子之余又诋毁孔子呢？
其一：儒墨为战国显学，而孔子为儒家宗师。庄子因知其学说无法实行，故亟欲将其学说融冶儒学，或寄托于儒学，合为一条由浅入深的路线，用以实现其理想。对此，庄子在寓言篇中亦有提出说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借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
其二：庄子之学虽「要本归于老子」却对孔子之道有相当的了解，关于这一点，在司马谈论述六家要旨时，已略为提出一个轮廓了。其云：「道家者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虽概括的说明道家思想有撮采儒墨之善，但探求庄子之思想，确实有与孔子思想相契合的地方。因此既可印证司马氏所言不差，亦可说明庄子称引孔子为说思想的原因。
其三：庄子自信比儒家更能理解孔子，故庄子设许多寓言开导孔子，鼓励孔子，然而他的实际对象并非已死为朽骨的孔子，而是一般的儒家，庄子希望一般的儒家亦能学孔子的温良恭俭让，虚心求道、得道、安道。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之，曰：「何夫子之娱也？」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秋水篇）
其四：庄子自知其学说决难实现，但他决意维护自派的学说，因为庄子相信他的学说才是真正的哲学。他明知孔子的学说未尽完善，但他肯定孔子学说的行为学，是以人为对象的实际哲学，唯孔学始能适合现实，且孔学亦能接近其思想；故庄子亟欲将其思想的一部分寄托于儒学，而求实现。吾人可以悬想他排击孔子的用意在此，而赞扬孔子的目的亦在此。
此外，庄子本人为通晓孔老二学之博学者，庄子极尊崇老聃，常以老聃抑压孔子。的确，在庄子一书中出孔子洋相的地方是所在多有，若只用这些例子来坐实庄子尊老抑孔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人们大抵也相信庄子一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其中可信为庄子自作者，可能只有内七篇而已，外杂篇恐怕是庄子后学的集体智慧。然而，照庄子一书本文看来，明确可断定尊老抑孔者，俱出自外杂篇。 （注二）而内篇庄子对孔子的态度，究竟是抑是扬，恐怕是颇费斟酌的，而且，外杂篇对对孔子的态度也颇有歧异。故本文是以庄子一书，来探讨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与评价。
庄子既借孔子以寄寓思想，又何以会批评孔子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篇）庄子有鉴于此，以儒墨虽然为当时的显学，但仍不免自是彼非，各有所偏。故庄子主齐物论以痛斥之，而批评的对象则指向儒墨的宗师?孔子、墨翟。另一方面，虽然孔子人格伟大，思想精博，但庄子以为其术繁复，「太多政法而不谍」（人间世），虽急欲为世主用，却徒劳无功。此庄子之所以批评孔子之故也。至于庄子如何批评孔子呢？
1、破除功名利禄的追逐：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坠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有闲，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于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天地篇》）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明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山木篇》）
前者直斥孔子求名声闻达于天下，好言乖诞而欺瞒众人。后者则规戒孔子不要自伐，去名无功，则能「责于人，亦无责焉」，又岂会困于陈蔡，几遭杀身之祸呢？
2、破除仁义道德的执着：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故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天道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 」（天运篇）
此所以见儒家与道家在思想上的差异。儒家以仁义为修己之圣道；在道家看来，却成为乱人性的偏执，此两段借「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传说，转为孔子问道于老聃。再由老聃之口说出：仁义是私情；仅是先王的传舍，至人的假道而已。真正的道是无为，天地日月自有其常道，循此常道，自可游于「逍遥之虚」而得「采真之游」。岂必「偈偈乎揭仁义」，「觏而多责」呢？
3、破除礼文仪节的拘限：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外物篇》）
鲁哀公问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与，予颐与！误而可矣。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难治也。」（《列御寇》）
所谓「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饰羽而画」即是拘泥于礼仪的限制，乃至进退失据。此两段亦表现出儒道思想相歧异的地方。礼仪原本是儒家立身处世的根本途径；但道家却以为不见本相，徒饰虚伪的外衣，使人「离实学伪」。故有「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的批评，与「去汝躬矜，与汝寄知，斯为君子矣」的规劝。再再地说明儒、道的不同。
凡此功利、仁义、礼仪，乃庄子及其后学（注三）借着对孔子的批评，以反应时尚的是非之论，乐死哀生，追名逐利的风气，与儒家子弟汲汲于仁义的倡行。而后逐一扫除，建立其超脱于人间世的逍遥游。
四、庄子对孔子的态度及评价
庄子各篇章对孔子的态度及评价差异甚大，从道家圣人到为大盗讥，吾人将其分为四类：
1、赞誉孔子为道家圣人：
就全部庄子来看，孔子在「寓言」、「重言」的体裁内，份量很重视。其地位，似仅次于老聃。颇有将孔子看成「近道」之意味，道家的重要义理也都藉由孔子来传达：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达生篇》）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大宗师》）
以上所举两例，仅为庄子假仲尼之口，以诉说己意的重言笔法而已，然而庄子笔下的仲尼，对道家学岂只是心领神会，简直达到彻晓彻悟的极峰了。好像仲尼非但「近道」，简直是「同道」了。
2、不赞同仲尼之道却给相当大的同情与惋惜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之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寓言篇）
这里边不是含有惋惜、同情还有羡佩的意味吗？
孔子深信现实是无法否认的，从而人伦的重要性亦无法否认，故孔子坚持其唯人主义与现实主义，下面这一段孔子坚持其学说与思想根据的苦衷。孔子派子贡往吊子桑户，子贡见其友人临尸而歌，回报孔子，并问其理由，孔子答云：
「彼，游方外者也；而丘，游方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同其耳目；反覆始终，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
孔子虽然肯定方外之士的思想，但亦不能放弃自己的的学说。庄子能了解孔子的苦衷，故设此寓。
3、规劝轻视或不以为然的态度：
庄子批评儒家之倡仁义、礼仪与求为世用之不当时，往往用规劝轻视或不以为然的态度，然而庄子批评孔子的地方自然是儒道思想不同的地方。庄子对于儒家仁义、礼仪、利禄的批评可见于前节，不再赘言。其他尚有：
孔子适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之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人间世》）
此庄子借楚狂接舆批评孔子不知时，而所用的方法，则是规劝的口吻。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埃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节谈的是儒道两者思想的不同。孔子以为道家之论为「孟浪之言」；而庄子借长梧子批评孔子不知道之妙，其中并无直斥或漫骂；只是道不同，不以为然而已。
4、讥笑讽刺，乃至直斥漫骂：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喒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天运篇）
此虽不至于漫骂；但将孔子比为蚊虻，仁义比为糟糠，其讽刺讥笑，亦已甚矣！
又盗跖篇中，描述孔子劝说盗跖的狼狈情景：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
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为害天下，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说之……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盗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阳，脍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
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技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恶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画餔之膳。』」……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如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这一段叙述，生动而活泼。盗跖之恶言恶行，犀利舛驳，真不失大盗的本色。而孔子一则再拜称臣，二则目瞠口呆，三则惊惶恐惧，口不能言，终则亟趋反走，色如死灰，不能出气，登车则低头无语，执辔而三失，可谓极度直斥诟耻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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