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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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遇到史铁生的文字，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上选了他的那篇《秋天的怀念》。不知道为什么，这篇课文被我记了很多年。
印象最深的是“我”双腿残疾后的暴怒无常，母亲对“我”的容忍、开导和小心翼翼，以及最后母亲大口大口吐着鲜血被抬上车的情形。
另外还有一篇，名为《合欢树》，也是纪念母亲的。这篇文章写的是他双腿残疾后，母亲对他的关爱和担心，以及他最终走上写作道路时母亲对他的支持和鼓励。
但是当他三十岁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母亲却已经不在了。有一次，他又摇着轮椅去看母亲之前住的那个小院子，却发现当年她种下的那棵合欢树，竟然开花了。
这种由于时空错位、物是人非所产生的伤感和怀念，后来在《项脊轩志》中，读归有光所写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时，也感到似曾相识。也许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吧。
不过，之所以对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和《合欢树》念念不忘，大概是因为这两篇文章都是在纪念母亲，也都是在喟叹生命与死亡。
所以，于我而言，或许史铁生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将年幼的我引入生命与死亡之间的那扇黝黑未知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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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那年，死亡突破那扇大门，从书面和传闻之中跃入现实。我不得不直面爷爷的去世。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实，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人，为什么要死呢？
关键是，那个节骨眼上，我刚刚结束自己的叛逆期，学习成绩在经历剧烈下滑之后，正在稳步上升。就在不久前我还因为贪玩、懒惰、不懂事而惹他生气，可当我终于要见证自己的努力和成长，希望通过成绩来满足长久以来爷爷对我的关爱和期望的时候，他却突然走了。
甚至走的匆忙，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这时我才更加深刻体会到了，史铁生在《合欢树》中写下这些句子背后所承受的伤痛：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现在，爷爷离开我也已经有整整十一年了。这些年，我读了高中，读了大学，找了工作，早已不再是当年那小屁孩的模样。可是，这期间所有的幸福和快乐，都因为老头子的缺席，而大大打了折扣。
爷爷去世之后，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有关人生、生命、死亡的问题。我打心底里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好好的人，为什么就这么“没了”呢？“没了”，就是彻底的消失吗？完全进入虚无了吗？
我会记得我爷爷，可等我有了孩子，他未必就记得。再过若干年，大家就什么都忘记了。就像我们现在，自父及子，又能有几代人的记忆。如果真是这样，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直到后来，在高中的课本上，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年轻人，竟然也很深入地思考过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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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坛》这篇文章同样是有关生命，怀念母亲的。读到这篇文章的那个时候，爷爷去世不久。所以史铁生在文中所表达的对已故母亲的懊悔和怀念的所有情绪，我都因去世的爷爷而深刻感受到了。
与此同时，我也借着史铁生的思考，暂时认可了他对于死亡做出的描述——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个答案，比孔夫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反诘和逃避要更容易让人接受。最起码，史铁生没有回避问题。他老老实实地告诉你：生是一个不可以辩论的事实，而死，则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而且隐约之中，他似乎还在暗示，死亡并非虚无。甚至可以有所期许，那里藏着神秘的节日或假期，亦未可知。
尤其是，爷爷在去世前三年的一场大病中，因机缘巧合，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从此后性情大变。用奶奶的原话说是，从一只嗷呜嗷呜的狼，变成了一只咩咩叫的羊。所以奶奶一直相信，爷爷去世之后，进了天堂。
我自然知道，天空之上是皑皑白云，白云之上是湛湛蓝天，蓝天之上是茫茫宇宙，而天堂何在？然而，那时我还是从史铁生的文字中获得了某种实在的安慰，并且对爷爷的去世，渐渐开始释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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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怀之后，转而去思考和探索一些关于活着的问题。
比如，生物老师告诉我们，人体内的水分大概21天会完全更新一次，整个人体的细胞无时无刻不在死亡和新造。一年下来，全身98%的细胞都会更新。
这样的话要不了多久，我体内的物质就会全部得到更新。那么，就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物质得到完全更新之后，“我”还能是同一个“我”吗？
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困扰了我很久。只跟最要好的朋友提过，还怕被以为是神经病。直到大学之后，才渐渐有了时间和精力来对其进行辨析，并且给自己了一个答案：（不感兴趣的可跳过）
所以，当我说“我”的时候，我所言指的，必然不是那个纯物质的“我”了。因此，这个代词“我”必定涵盖了某些关于我自己的本质性的精神实体，可称之为“人格”，或“灵魂”。
而且，这个精神实体必须拥有某种不随时间更改的统一性，否则，“我曾经做了某事”这个句式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因为我们需要这一“精神实体”的存在来证明，曾做了某事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位。然而他们已经客观存在了物质上的不一致，所以就必须使“精神实体”出场，来保证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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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史铁生的一篇小说《命若琴弦》。当时大概是想告诉我们，要有信念，对于高考。
这是一个老瞎子和一个小瞎子的故事。老瞎子的师父告诉他，只要弹断一千根琴弦作药引，取出封在琴里的药方，就能够重见光明。可是当老瞎子弹了一辈子，终于弹断一千根琴弦，拿到药方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是一张白纸。
故事的最后老瞎子向小瞎子隐瞒了实情，告诉小瞎子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小瞎子因此也将继续用余生，弹断那属于他的那一千根琴弦。
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讲的其实是信仰。
多年来我也一直不断在咀嚼这个故事：小瞎子心爱的女孩最终嫁给了别人，而他却依然要忍着疼痛，为了最终来到的光明而继续活下去，继续弹下去。
终有一天，他也将像他的师父那样，发现自己原来是被一个美丽的谎言欺骗了。小瞎子不知道实情，所以他还能快乐无忧。而知道始末的读者，却是心情沉重。
不过，这个故事纵然忧伤，但其实里面还是蕴藏着一抹阳光的，这一抹阳光，其实也就是史铁生所安排的那张白纸。
白纸固然只是白纸，却也让老瞎子成功度过了充实的一生。而且，它还将，或者说正在，像当年一样给如今的小瞎子带来光明与希望。
这也就是史铁生所理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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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铁生其他的作品中，也透露出了关于信仰的这种认识，即，信仰就像是在人生的此岸仰望彼岸，而中间横亘着时间的河流，你永远不可能到达，却也不能够没有。正是史铁生对于信仰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使得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终极关怀和人性光辉。
关于信仰，史铁生有很多精彩的思辨。比如他说，一个佛教徒拜佛要的是升官发财，一个基督徒祷告要的是健康平安，如果他们的神因为他们的虔诚就应允了他们，那这个神一定不是一个好神。因为首先，他就是一个受贿的神。
以物质祭的神，受贿物质；以心灵祭的神，受贿灵魂。而这样的信仰并不能算是真正的信仰，因为归根结底，这些信徒仅仅是在寻求自己好处：或现世的安稳，或来世的富贵，或永恒的天堂。
真正的信仰不该是这样的，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纯净的，简单的，质朴的，就像老瞎子琴里封着的那张白纸。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去世。当时我正坐在复读班的教室里，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内心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思考过生死，解答过我内心疑惑的人，也终于迎来了那个属于他自己的节日。
那天，我在自己的日记里摘抄了他在《我与地坛》中写下的这段话：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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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的时候，在《珞珈青年报》做编辑，有一次要做一个关于文学院樊星老师的专访。为了混脸熟，有天晚上就和小伙伴一起去听他的讲座。讲座结束后，借着送老师回家的名义和老师聊天，约访谈。
当时在我心里占据位置比较高的作家一共有两位，一位是路遥，另一位就是史铁生。问及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老师评价并不很高。只说这本书文学性一般，主要是出版后读者反响很大。
问及史铁生，老师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邓晓芒说，他的文字是具有神性的语言。”当时已经从一位学长那里了解到邓晓芒，并且读了他的《灵之舞》，很是敬佩。所以邓晓芒对史铁生的这一如此之高的评价，让我在心头一颤之于，也暗暗为自己的眼光和直觉而感到自得。
随后又问老师，阅读过程中，觉得史铁生的文字和基督教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同时似乎也对佛教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不知他本人信仰什么。老师答道，听说他在去世前已经受洗皈依基督教了。
至于这一信息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亦无从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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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时候，读了史铁生的《扶轮问路》、《病隙碎笔》、《妄想电影》和《务虚笔记》等几本书。《扶轮问路》和《病隙碎笔》主要是随笔散文或文化评论，印象不太深刻。但《务虚笔记》却令我久久难忘，有朋友想要读书又不知道要读什么书，让我推荐的时候，一般其中都会有这本。
“务虚”当然是相对于“务实”来讲的。史铁生这本书，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夜”对自己和命运所做的思考和探索。正是由于“务虚”，所以它直指精神、灵魂、形而上，并试图对本质相关的一些东西做出描述和阐释。
当然，读的时候根本没有认识这么多，只是纯粹被其中的故事和思辨所深深吸引。在我的阅读史上，能够让我读到深夜还不愿意睡去，并且越读越精神的书不多，一是《平凡的世界》，一是《废都》，还有便是《务虚笔记》了。
《务虚笔记》中的很多句子，简单，冷静，思辨，深刻。如果说鲁迅的文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的话，史铁生的文字则是解剖自己的手术刀。
比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我的位置；我爱着他，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比如，忘记和不曾察觉的事，等于从未发生。
比如，怅然若失，是一个少年皈依真理的时刻。
比如，忘记和不曾察觉的事，等于未曾发生。
比如，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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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不久前，在图书馆里偶然看到邓晓芒的《灵魂之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才意识到自己当年读《务虚笔记》是读的多么轻率和随意。
《灵魂之旅》是邓晓芒聚焦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内含十二篇专文针对十四位作家，其中就包含了史铁生。而且那篇文章谈史铁生，论述依据的主要文本便是《务虚笔记》。
邓晓芒，一个主攻德国哲学，精通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家，竟然说他自己读完《务虚笔记》时精疲力尽。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他给予史铁生极高的评价。
他称史铁生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者，一个颠覆者，他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它已不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
我们可以想象，当哲学家邓晓芒读到作家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时，两颗灵魂需要怎样激荡的碰撞，才能够让一向冷静的邓晓芒，以如此高的热情毫无保留地认可乃至赞美史铁生。
同样是在《灵魂之旅》这本书里，邓晓芒也对莫言及其《丰乳肥臀》进行了评价和探讨。在《丰乳肥臀》饱受批评的时候，是邓晓芒以一位哲学家的眼光，从中看到了“恋乳”的象征以及莫言对这个民族的洞察，并且给予客观的评价。而莫言本人也对邓晓芒的评论深以为是。
《灵魂之旅》这本书的出版是在世纪末的1998年，距离莫言获诺贝尔奖还有14年。也许这就是一位读者的眼光和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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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再读史铁生了。也许是内心在有意无意地想要保留一些空间，也许是越来越心虚，越来越缺少那种底气。就像一个独自走山路的孩子，当他知道原来山里有狮子老虎的时候，就再也不敢去了。
我可以有底气说我看透了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我便彻底放下，不再去读，只是纪念。但我绝无胆量说我看透了史铁生和他的《务虚笔记》，我不过也是暂时放下，压在心头，等我足够强壮，等到可以单挑狮子老虎的时候，就会去读。
于我个人而言，史铁生在我年幼的时候以朴实的情感使我得知世间的真情，在我少年的时候以对死亡的思考使我直面爷爷的去世，在我青年的时候以对生命和信仰的探索使我得到哲学的启蒙。
在我心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残疾人。正如他在《我的丁一之旅》中表述的那样，“我”即是限制，“我”即是囚禁。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被身体的残疾囚禁，有的人被内心的欲望囚禁。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现在，那个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作的史铁生已经不在。虽然没有了双腿，但他的精神却因此而走到了更远的地方，甚至成为地标，引领着旷野中无家可归的游魂们。
史铁生是一个不可以被拿来励志的人。他并非残疾，只是双腿不在而已。实际上，他比所有拥有双腿的人，都要更加健全，也更加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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