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92年破除姓“社”姓“资”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成为当代思想解放又一个重要里程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回答了几年来经常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南方谈话丰富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使这一理论走向成熟和最终完成。在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这一理论写到党的旗帜上。南方谈话有深刻的创造性和鲜明的针对性，主要是针对问一问姓“资”姓“社”这个“左”，破除这个“左”，从而开启了新的思想解放时代。
1.南方谈话之前，“左”的思潮滋长泛滥
在南方谈话前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左”的思潮又严重滋长泛滥起来，威吓蛊惑，无所不用其极，给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束缚。“左”的一个主要表现是，问一问姓“社”姓“资”。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左”的东西开始抬头。
民间议论纷纷，主要集中改革开放要收一收、恢复“五七”干校、乡镇企业能不能办、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出国留学政策要变动、取消个体户等。这是不了解全面情况听信传言，或是认识糊涂，这些通过各种媒介发表一些有针对性的言论和报道，做做思想工作，再加上形势发展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就可以大体解决，澄清群众中的疑虑。
但是，某些“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左”的声音就不这么简单了。他们的言论有备而来，是处心积虑地想用“左”的一套来阻碍改革开放，恢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一套。1990年，各大报纸杂志出现了“社会主义热”，这些文章和讲话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贩卖极左私货，以恐吓读者和阻碍改革开放为能事。也就在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外局势造成的惶惑不安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改革开放不大有人提了，在有些单位里，谁要是坚持改革开放，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整个气氛沉闷压抑。
2.邓小平敦促大胆突破
邓小平对这样的形势感到十分焦虑，1990年3月3日，他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对国际形势表示了冷静观察的态度，担心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特别提醒要抓住机遇，要抓上海带全国。12月24日，在谈话中再次告诫，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并针对国内刚刚掀起的问一问姓“社”姓“资”、反对市场经济的势头，发表了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都会留下印记的突破性意见。
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这些话同一年之后南方谈话的精神相一致。在南方谈话中，这些意见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他的声音通过一个新名字——皇甫平——传向全国。
1991年2月15日，农历辛未羊年正月初一。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为皇甫平（意为，黄浦江畔的重要评论），文章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改革年”“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等均出自这篇文章。
3月2日，再发表皇甫平的署名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要求“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提出了在当时振聋发聩的原则性新思路：市场经济。
3月2日，发表皇甫平的第三篇署名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说明了“新的思想僵滞”主要是指：“‘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4月22日，发表皇甫平的第四篇署名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提出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归根到底是看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实际贡献。”文章提出要大量选拔“明白人”，就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
皇甫平写的四篇文章，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这些文章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
3.皇甫平文章遭到围剿
针对皇甫平的文章，北京一些报刊紧密配合，默契一致，发表了密集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文章，帽子满天飞，大问姓“社”姓“资”。没有经过尝试，没有经过实践，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脱离实际，不问客观情况发展，死抱着僵硬教条的理论，这种“问一问”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实践上，改革开放以来最实质最基本的进步，都难逃脱姓“资”的厄运，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事实已经证明，极左思潮屡问屡答，屡答屡错。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进步，中国也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一步又一步摆脱了贫穷，一步又一步走向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左思潮只能导致中国的贫穷、愚昧与落后。
4.“左”倾思潮维护计划经济统治地位
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左”的代表性观点，除了“问一问姓社姓资”之外，再一个就是维护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坚持“左”的一套的人，明明知道，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10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左”的文章仍然开足马力，猛烈批判市场经济。发表这些文章的人情况不尽相同，有的人思想守旧，在传统的套子里呆久了，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有的人是被一些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章吓住了，不敢说心里话......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处于自觉策划，偏偏要跟改革开放对着干。
1991年6月5日的一篇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并列，将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12月10日一篇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对邓小平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这是“左”倾思潮的代表作。
5.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在“左”倾思潮四处泛滥，人们心头充满了疑云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毅然南巡，发表重要谈话，高屋建瓴，冲破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重新启动，隆隆前进。
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倾思潮，批驳了假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谬论。邓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南方谈话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了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巨大突破。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
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做好了理论准备，对开好十四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2年的思想解放与1978年的思想解放不同之处在于：1978年的斗争是从哲学上突破的，1992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突破点和动力源也在经济领域。这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过去的“政治挂帅”，说明人们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很大转变。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贯彻落实的热气腾腾的景象，受到困扰和阻碍的改革开放有如冲开了闸门的激流，汪洋澎湃，顺流而东。经济发展亦有如搏战激流的鲤鱼，冲天跃起，跳上新台阶、跃过了龙门。我国迅速形成东部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中国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地区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外向型经济获得空前发展。
1989、1990年，GDP分别比上年增长4%。
1992年上半年GDP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6%。
1992年全年比上年增长了13.2%。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催动中国经济跃过了高速增长的龙门。
6.十四大，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十四大的召开，宣布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令人振奋的新突破，在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冲破了传统观念和“左”的障碍，开辟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新局面，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
十四大报告对猖獗一时的“左”倾思潮给予了有力回击，使那些在“左”的误区中困惑徘徊的人受到了震撼。报告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取得了多方面重大成果。
第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九个方面的概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报告评价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五年后的党的十五大上，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表明这个理论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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