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集中阅读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相关书籍，其中，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凌志军所著的系列书籍是近期阅读的重点。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于2007年被诊断为肺癌，并被断定活不过3个月，但他成功抗癌11年，2018年因抗癌经历而在网络上大火。
1998年，他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解放思想实录》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交锋》一书以1978、1992、1997三个年份为标志，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三次解放思想的历程。笔者以3篇笔记来摘录整理这三次解放思想的历程。
-1- 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主要内容。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向全国发出号召：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更为广泛的含义，则是神话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说过的话、决定的事都当做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够照抄照办，不许可半点置疑。
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之下，大量冤假错案难以昭雪，大批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知识分子顶着“臭老九”的帽子抬不起头来，人民公社依然束缚着农村的生产力......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无从谈起。
“两个凡是”的方针理所当然受到了各种抵制和反对，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的推向前进。”在三个月后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就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作了说明，并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1977年至1978年经济情况有所恢复和发展，当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但是，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瘤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如，1977年4月，在全国工作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田。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如，要求到20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同时，规定的具体经济指标过高，如，新建续建10大钢铁基地、10大油气田等等。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 这些经济工作中传统的“左”倾发热症，给新时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失误和困难。
“文化大革命”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冤狱遍于全国。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有关部门对平反冤假错案持抵制态度。党的十一大报告虽然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十大有所进步，但是，它没有能够完成从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胡福明起草初稿，进行了10次较大修改，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这篇评论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到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分为四个部分：
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篇文章的精华在于它紧密联系当时各方面展开的反对“两个凡是”的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打中了林彪、“四人帮”反科学思想体系的要害，使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路线极左实质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为清算“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深深启发和触动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人们纠正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期36天，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从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四个方面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领会，这样14日、15日两天，代表们又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已做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经过阅读文件和畅所欲言的讨论之后，大会在22日晚一致通过了全会公报。公报宣布：
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的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表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毛泽东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方针。
胡绳同志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
思想解放带来了人的解放，大量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推翻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右派分子”重见天日，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返回或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有不少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在农村，为地主富农分子摘了帽子......
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各方面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放下了历史的包袱，能够轻装前进。全国到处都是一派解放思想、人心向上、欣欣向荣、团结奋进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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