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家风

        爱读书学习是我们家风的重要内容。这个家风是父亲传承给我们的。正如三弟所说，“读书不仅仅是一个人进步的阶梯，更是一个家族走向兴盛的不竭动力”。三弟的认识是正确的。勤于读书，本分做人，是父亲留给了我们兄妹个人成功和家庭兴盛的至胜法宝，遵循她，我们才有了今天。

        这里，我想主要说说勤奋学习，多读好书的事。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农民，得以爷爷的关爱和培养，他读过两年半私塾，打下了继续学习的基础，加之以后来的努力，二十多岁时，他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文化功底。他务过农，挖过煤，给字号家当过账房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至四十年代初，他在盛世才的部队中任过职，那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国共合作时期，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疆青年联合反帝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巩固和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他向政府交待清楚了历史，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系到社会变革活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做一些抄抄写写的文字工作，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素质、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他先后出任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等职务达数十年之久。工作中，他撰写生产计划，工作总结，做会议记录，写学习笔记、工作日记，主持会议，发表讲话，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锻练，几乎成了一个“文化人”和“演说家”。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身为一个“少边穷”地区、文化十分落后地方的生产队长，他坚持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年逾“天命”，他仍然坚持订阅《农民报》，利用茶余饭后，认真地读书看报。到农闲时间，他坐在窗前戴着老花镜，一看就是几小时，下雨，是上天赐给农民的假日，是农人们难得的休息时间，一般人此时都在呼呼大睡，以养精蓄说，也有乘机干些家务的，但我的父亲大都是利用这个“黄金时段”，借助老花镜这根拐仗，坐在窗前孜孜以求、津津有味地读书看报，认真学习。得意时，他情不自禁的读出声来，那声音抑扬顿挫，煞是好听，那自我陶醉的神情和“摇头幌脑”的动作，犹如一个满腹经伦的老夫子在诵读诗书，此情此景，往往感染着我们。正因为父亲对我们的耳润目染和言传身教，开启了我们喜欢读书学习的脑洞，使我们从小就喜欢上了读书学习，养成了我们始终不忘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

        父母为子女负责，不辞艰辛让我们姊妹八人都上了学，大家都很争气，在学校里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姊妹们分别在小学、高小、初中、高中、中师阶段，事不随愿，都以不同的形式辍了学，荒废了学业。

        我是姊妹们中酷爱学习者之一。我的求学之路是格外曲折的。记得小学三年级左右，我订了课外读物《中国少年报》，这在当时的农村小学是不多见的，小学四年级我就接过父亲手中的毛笔，替乡邻们写春联，代别人写家信，五年级我开始读大部头小说，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少年儿童版的《孙悟空》，实际上就是《西游记》的白话版本。

        小学毕业后我因为超龄，被拒之中学的大门之外，一时我觉得茫然无措，在父亲的开导与宽慰下，很快平复了心情，我决心自学。在停学的日子里，我如饥似温地读完了《草原烽火》、《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江畔朝阳》《东周列国》、《林海雪原》等多部小说，做了读书笔记。同时阅读完了自已家里所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历史名著的连环画册，并和朋友、同学交换、借阅，互通有无，增加了阅读量。同时我学习家传的乐器三弦，自制板胡、二胡等乐器，摸索学习，这些乐器都是无师自通，而且演奏得都有模有样。与本村发小刘兴双、刘兴全等购买了笛子学习吹奏，买了各种“算术”及《看云识天》的挂图，进行多方面学习。总之，对客观世界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探索未知、读书学习的欲望。

        与此同时，比我低两级的妹妹与我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因成绩优异，她跳了一级，紧跟在我之后。小学毕业后顺利地考入了初中，后来又成了我初中的学妹，妹妹初中毕业时正值文化革命初期，她考入了昌吉师范学校，但基本没有上课就被卷入了文革洪流，文革结束后，以中师毕业的学历送出了校门。因为守住家风，勤奋好学，后来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中学教师。

        命运无定，人可为之。在母亲的不断唠叨下，父母终于在送我继续上学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下定了、决心。父亲召来当时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长子，即我的大哥，让他设法求人斡旋，解决我上初中的问题，大哥不辱使命，使我得以重新踏入了校门。 如此，顺利读完了初中，高中因文革开始，只上课一年，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春寒料峭，我满怀惆怅，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奇台一中，回乡接受“再教育”，从此“日出而做，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继而结婚生子，顶门立户，我的大学梦从此成了泡影。

        读书学习的家风在引领着我，鼓舞着我。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没有放弃读书学习。然而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里，根本无书可读，但现实的斗争需要我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我带着问题读，学习马克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观察问题、认识的题的方法，寻找现实生活中令人费解的答案，寻求自已的出路。这个时期，我几乎通读了毛主席着作，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了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专著《辩正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删。同时阅读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欧阳海》、《红岩》等小说。通过学习，提高了我的思想理论水平，以及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看清了当时的形势，增强奔向美好未来的信心，鼓足了激浊扬清的勇气。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从一名踌躇满志的高中生转变为农民的历史岔路口，我认识和结交了当时平顶山小学的牛立武、娄生奇、柳春生、闫焕文等老师，后来又结交了在农中任教的李玉广老师。这些身居穷乡辟圵的文化人，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牛立武苍劲有力的书法，点燃了我重学书法的欲望，李宇广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伶牙利齿、滔滔不绝、滴水不漏的口才，崔我向汉语言文学进军。想学的东西很多，从哪里着手呢。我选定了汉语言文学。从闫焕文老师那里借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编印的纸质极差的扩播师大中文教材，按书中的教学计划进行学习、作业，读书、写作、背诵。通过一段自学，觉得趣味甚浓，快乐多多，收获很大，提高极快，我坚持学了下去。

        “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扩播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材的自学，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提高了我的知识水平。不久平顶山农业中学招聘教师的机遇向我敞开了大门，对我“情有独中”，自此，我告别了农民，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中师，中师毕业后转为公办教师，全家转为了城市户口，拔掉了世代为农的根子，继而从农村中学调至县一中，妻子也转为了公办教师，至此，家庭发生了质的飞跃，小家的振兴从此开始了。

      家风是溶化在血液中的强大导师，进入大垒一中，我更加重视学习了，此间，报考了新疆扩播电视大学，在电大临近毕业时，学校领导又委派我去新疆教育学院进修，入学考试我夺得了昌吉州第一名的好成绩。教院毕业后我婉言谢绝了乌市铁三中、新疆技工学校的挽留，依然决然地返回了木垒一中，当年就被委以教务主任的重任，之后又提升为副校长。九三年三月调入木垒职工学校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学校升格为成人职业教育中心，我随之任中心主任。九三年取得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可以说我的事业、家庭取得了“双丰收” ，有人风趣地说我是“从奴隶到将军。”

        文革中，我的三弟在条件极差的平顶山农业中学半耕半读 ，上了两年制初中，按理并没有学得多少文化知识，但好的家风引领他专心致至，刻苦努力，照样学得扎实，毕业后在生产队劳动，和我一样，他没放松自学。后来他考入昌吉师范就读两年，系统地学习了中等学历所必备的文化科学知识，培养和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毕业后成了农村教育战线上的中间力量，任照壁山中学教务主任后不久，被县委领导看重，调任县委办公室任秘书、主任等职，因写作水平高，曾被号称为“木垒一支笔”，在县委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后来，官至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之位，直至退休。四弟上小学时正处于文革中“唯成分论”最严重的时期，小学毕业后就被拒之中学门外，他是姊妹中学历最低的一个，但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经过自已努力，文化水平日渐提高，读书看报，上网流览不成问题，算得上一个“乡村达人”，一个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五弟初中毕业后，报名后参了军，在军队中经受了缎练，他的实际文化程度远超过了初中水平，复原回乡参加了一段农业劳动后，被安排到良种场当秘书，工作得力，拿得起放得下，成绩显赫，无人小觑。小妹高中毕业，由于当时大学升学率极低而未能继续升造 ，做了良种场的农工。

        值得一提的是大哥，他只上了五年学，高小尚未毕业，但他勤于在工作中学习，运用国文的熟练程度不亚于大专毕业生，他从生产队、大队、公社一路走来，最后调入木垒县党委组织部工作。后来历任东城公社、红旗公社 ，木垒淀粉厂、县医院、良种场党委书记，监察局长等职，在职期间，声名显赫，常受各单位邀请，做政治理论学习辅导报告，被号称为木垒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回望丁氏姊妹的过去和今天，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无不经历过艰难曲折，遍尝了苦辣酸甜，但总的说来，我们是成功者，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的归宿是完满而美好的。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是“勤奋好学，本分守纪”八个字。当然丁氏家风不只是多读书，勤学习，本分做人，遵规守纪。虽然我们的家风尚未用文字提炼概括出来，但她的内涵是十分年富的，表现是明显的。丁氏家风就在父辈的言谈举止中，贯穿于祖辈的不懈奋斗中。家风需要领悟和体验，家风必须传承和发扬。

      后辈们切记，只有弘扬家风，个人才能走向成功，家业才会兴盛发达，丁氏晚辈们，千秋万代恪守我们的家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