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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三篇文章中，我们谈到汉字相对于字母的三大优点：1. 飞跃地域的分隔 2. 穿透历史的迷雾 3. 散发艺术的光辉。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汉字除了这些优点，究竟有没有缺点呢？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三篇文章中一探究竟吧！
关于汉字缺点这个问题，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因为自幼学习并使用汉字，所以往往会存在“当局者迷”的认知偏差，觉得汉字蛮好用的，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缺点。其实，要想更好地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改换角度，从外国人的视角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那么，选取哪一类外国人的视角最合适呢？
答案或许是哪些第一批接触汉字、学习汉字的西方人，也就是公元16-19世纪时，因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和基督教的海外传教活动，而陆续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出于向中国人传教、译介中国和西方典籍等需要，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为学习汉语付出不懈努力，很多人的汉语水平甚至还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能够用文言文撰写各类著作。在那个现代语言学研究还尚未开展，缺乏如专业老师、教材、工具书等学习条件的时代，其学习精神着实令人敬佩。他们对汉字的看法，也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其实，如果当时有新闻采访的话，想必这些传教士在被问到对汉字的感受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恐怕是“难！”。我们先来看看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Jean-François Foucquet（傅圣泽，1665-1741）是如何吐槽汉字之难的：
“...这些从欧洲到这里不久的神父专心致志地学习这里的语言和文字，这是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我敢担保，再没有比这更困难更烦人的工作了。中国字如同天书...和当地人相比，这些困难对于欧洲人来说大得无法比拟。”
难死宝宝了
他的法国同乡+同行，具有中学教科书式起名风格的李明（Louis Le Comte），作为彼时法国科学院在中国的通讯院士，对汉字发出了来自理科生的呐喊：
“...我不知是否很多传教士宁肯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数载如一日地辛辛苦苦致力于学中国语，这真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苦、最易气馁的学习了。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以后，我不明白还会有别的什么感觉...”
想起了被英语支配的恐惧
那么，这些外国传教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吐槽呢？这跟汉字的三个特点有关：
1. 汉字繁多的数量
由于汉字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表意为主，表音为辅的文字，文字记录的是含义而不是发音，所以对于每一个新事物、新概念在理论上都需要造一个新字。虽然存在诸如会意（人+木=休，“一个人靠着一棵树坐着，代表休息”、形声（提手旁+户=护，提手旁表示这个字代表的是一个动词，户则标记这个字的读音）、假借（例如用原本表示小麦的“来”来代指动词“来”）等等方法来降低新造字数与记忆负担，数以千计的常用字字数对仅仅使用20余个字母完成拼写的西方人而言，显然非常容易超出心理预期。↓
令人崩溃
同为法国籍耶稣会传教士的Jean-Baptiste Charles Jacques (杨嘉禄 1688-1728）对这一点深表认同：
“...令人头疼的是这里的语言非常难讲，阅读和书写就更难了，然而又必须学它。这种语言与欧洲正在使用的任何语言均毫无关系，其读音对最资深的传教士都是一种障碍。近八万个字，每一个都由许多无序的笔画构成，怎么能学会这一切呢？我们尽力而为罢了，上帝也不会苛求。要熟练掌握必须多年时间，而且能做到的人仅凤毛麟角...”
“上帝也不会苛求”
2. 汉字复杂的字形结构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相对于结构简单的字母，汉字的组成形式相对复杂：在结构上，有左右、上下、左中右等七种构字方式。在笔划上，有横、竖、点、提、撇、捺、钩、弯8种基本笔划，这8种笔划互相搭配，又产生出29种复合笔画，共计37种笔划。在构字组件上，汉字部首的总数也达到了令不少西方人望而却步的540个。这些不同的结构与构字组件叠合乘加起来所产生的巨量可能性，的确大大增加了汉字记忆和书写的难度。↓
迷失在汉字的巨阵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传教士Junius H. Judson (裘德生, 1852–1930) 一把接过话筒：
1879年12月12日，我们到了杭州...三天后，我们被介绍给史先生，他是我们的中文教师。我们唯一的课本是有关杭州话的音节表，一些日常中文用语，还有一个囊括汉字244个偏旁部首的单子，我们靠它来查找和研究汉字。史先生耐心地教我们，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反复练习这些奇怪的发音。有的汉字偏旁部首我们记住了，但更多的却记不住。史先生也会教我们一些短语，并跟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交谈。
下午四点，我们会到陌生的街上去散步，起初不敢离住所太远，怕迷路后回不了家。有好几次，我们确实因为语言不通而问不到回家的路...
在那个还没有GPS导航系统的年代里，汉字的复杂性想必给裘德生神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回忆。
3. 汉字独特的声调系统
西方语言中，每个词可以由任意数量的音节构成，且辅音与元音之间的组合方式非常灵活、多元，就好比一条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珠串，使得不同单词的区分可以通过语音的万千组合实现。但汉字恰好与之相反：绝大多数汉字由一个音节构成，其中声母在前，韵母在后，就好比一条有固定穿法的珠串，好处是字字珠玑，缺点便是大大增加了同音字出现的可能性。但是，人类所能发出，且可被他人区分的的声母和韵母数量是有限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撞脸VS撞字
聪明的古人给出的答案是：加声调！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一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音调，算上属于特殊变调现象的不送气轻声，每个韵母一共有五种发音可能，就好比在原来的珠串中，让代表韵母的珠子在颜色、形状不变的前提下，改变透明度，从而在读音层面大大方便了不同汉字之间的区分。↓
就是这么机智
不过，轮到歪果仁学汉语的时候，声调系统可就成了大问题。对于那些母语中本来就包含声调的外国人（例如泰国人）而言，学起来或许还算轻车熟路。可对于那些母语中根本没有声调一说的西方人而言，学起来就可谓格外艰难了。本文中的第四位法国籍耶稣会传教士François Bourgeois（晁俊秀，1723-1792）对此表示有话要讲：
对所有欧洲人来说特别困难而且永远是一种障碍的，是汉语的读音。它似乎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首先，每个字有五种不同的读法。但不要认为，它们的读音非常分明，我们的耳朵可以轻易识别。这些单音节词发出来出奇的快，惊慌之下很容易让它们逃走而不得要领...
这哪里是在做汉语听力，简直就是逃犯抓捕现场...↓
只比其他人滑溜了一些
4.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多音字、同音异义字
在上文中我们谈到，汉字的声调与轻声系统与单音节的发音特点相辅相成，有效降低了汉字之间的区分难度。而且，由于汉字在本质上是一种表意为主的文字符号，就像积木块一样通过在句中所处的位置来表示自己的语法功能，使得很多同音异义字和多音字可以通过字形或上下文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区分。这对于自幼熟悉汉语的中国人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但对于本就单词量贫乏、且在分辨声调上存在困难的歪果仁来说，自然是难上加难。听到这里，只见晁俊秀神父用力点了点头，又一次开口评论道：
人们告诉我：‘chou’就是书的意思（注，当时汉语拼音还没有发明，传教士用拉丁字母记音）。我想，如果只要‘chou’这词一出现，我就可以认定它和‘书’有关。但事情绝不是这样：当‘chou’再出现时，它的意思却是‘树’。于是我将‘chou’分解成两种意思，一是书，二是树。但事实上远不止这些：'chou'可以是‘暑’，可以是‘述’，可以是‘曙’，可以是（雨）‘水’（注：晁俊秀神父将‘水’与‘书’的发音混淆），可以是‘恕’，可以是‘熟（熟悉）’，可以是‘输’等等。
声波攻击
客观看待汉字的难度
1. 有限的构字部件及笔画数量
虽然这些传教士对于汉字难度的评论都存在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中西方语言一个表意，一个表音，在本质上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西方人在学习汉语，特别是刚开始接触汉语的时候，容易延续母语的固有思维，对汉语的难学之处用扭曲、夸张甚至贬低的方法进行“合理化”解读，以达到自圆其说、自我安慰的目的。这虽然是人之常情，但也是我们所应当留意，并努力通过宣传与沟通而尽量消解的。
例如，由比利时著名漫画家乔治·勒米所创作的24册系列漫画《丁丁历险记》中，第5册《蓝莲花》便描绘了丁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冒险故事。以下是这本漫画1936年首次出版时的封面，你在其中发现了什么？↓
似是而非的汉字（绿框处）
没错，这三个写在墙上的汉字，虽然从上至下看起来有些像繁体字的“魚”、“吳”、“尖”，但实际上与正确的字形均有一定差异。比如“魚”少了下面的一点，“吳”被左右反转了过来，“尖”的两点写错了方向。“鱼吴尖”一词也不像是书画落款，而更像是一种字词的随机拼凑，并不具有实际含义。
为什么乔治·勒米会把汉字“画”成这样呢？这恐怕是因为，西方人对汉字的构字方法大多一无所知，会本能、直观地将汉字当做一系列带有神秘含义的古老象形符号，是一堆抽象图形的无序组合，从而要么对其怀有非理性的敬畏之心，要么认为其是东方文明晦涩、封闭的集中象征，走上殊途同归的两个极端。↓
例如将“怂”字当做英文箴言“Follow your heart.（从心）”而纹在自己胸口的Justin Bieber
其实，熟悉汉字的国人都知道，汉字并不是一堆笔划的随机叠合，而是由有限的构字部件根据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的。以《说文解字》和《古字重文》所共同收录的1万余汉字为例，其部首虽然一共有540个，但如果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归类、拆分就会发现，最终得到的最小不可分的构字部件仅有300多个，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中的那样难以穷尽。即便是从笔画的层面来看，汉字中笔划最多的常用字“矗”，其笔画数量不过24画，且是由三个“直”字堆叠而成。其它诸如“蘸”（22画）、“镶”（22画）、“瓢”（22画）这样，笔画数量同在20画以上，且相对较为难写的字，也均是由各种构字部件组成，熟悉字形结构后很容易就能掌握，其难度不应被过分夸大。
2. 有理据的构字方法
与很多西方人的认知相反，汉字非但不是一堆抽象图形的无序组合，反而在字形构成，特别是象形字、会意字上，是有理有据的。在掌握一定数量的构字部件的前提下，理解这些理据可以帮助我们对汉字的结构和含义形成深刻印象，从而大大方便我们对汉字的记忆。例如会意字“休”便是由左边的人字旁和右边的“木”字组合而成，本义是对人在树下休息这一场景的描绘，引申含义即为“休息”，无论是字形还是含义，均非常地直观易懂。↓
背靠大树好乘凉
3. 合理的常用字数量
上文中提到，汉字虽然因其表意为主的特性，而导致其总数理论上一定会比使用20余个表音字母书写的西方文字要多出不少。但事实上，汉字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顺应语言学的规律，发展出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方法来减少文字总数。此外，在现代汉语中，一个字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个“词素”，通常用两个字便可组合而成新的词语，例如“飞机”、“牛肉”、“铅笔”等等。这就使得汉字的总体字数并非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天文数字。事实上，据语言学家的统计，掌握2400个常用汉字即可覆盖汉字使用概率的99%，掌握3000个常用汉字便完全能够满足日常使用，即流畅阅读绝大多数文献报刊，并轻松撰写各类文稿。
与汉语有所不同的是，西方语言是用字母去记录词素，（例如英文单词中的词根、词缀），通过这些词素再进一步组成词语。这就使得西方语言虽然一眼看上去字母数量只有20余个，但其常用单词数量却达到了惊人的的上万个。以英语为例，英美人士如果想要在完全不借助字典的前提下，流畅地读懂诸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主流严肃报刊，则至少需要两万单词量。这即便是对拼读规律、构词方法、单词源流等语言知识非常熟悉的人，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或许不是你的错
综上所述，虽然汉字与字母相比，在字形、字数和声调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学习难度，但总体难度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夸张。通过熟悉构字规律和构字部件，掌握3500个常用汉字并非难事，大可不必将其绝对化甚至妖魔化。毕竟，如果汉字真得像天书一般难以掌握，那么中国的识字率一定远远低于西方主要国家...↓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说汉字难如“天书”的傅圣泽神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也改变了他原先的看法，给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中国字如同天书，开始似乎不可能辨认。然而经过多看、多想和多记，它变清晰了，人们开始有点弄懂了...”
附本文思维导图：
种下一棵知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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