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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的一天，两位美国传教士正在位于中国福建省首府——福州的乡间小路上赶路。其中的一位非常年轻，约莫30岁左右，戴着一副圆框眼睛，眼神聪慧而宽和。另一位则银发白须，目光深邃，年纪则在60岁上下。
只见两个人走了一会儿，觉得累了，便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休息。过了一会，一些在附近田间耕作的中国农民走上前来与他们攀谈。年纪较大的那位美国传教士，显然在中国已经生活多年，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福州话。但当他用福州话跟这些当地人攀谈时，却发现并不能够顺畅沟通。这让一时之间很是纳闷：这里不是福州乡下吗？怎么当地人不讲福州地区的方言呢？
不过，这位对福建各地方言有着深入了解、并在福建乡村传教多年的年长传教士，很快便敏锐地发现：面前的这些中国农民之间所讲的语言，并非是福州话，而是距福州250公里之遥的厦门话。
于是，带着一丝疑问，他改用厦门话向当地村民问道：“老乡啊，这里是福州，但我怎么听你们说话像是厦门人呢？”
老乡答道：“我们祖辈十四代前（注：约为公元16世纪晚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晚期）就从厦门迁到这里了，虽然为了经商的需要，我们会讲福州话，但家族后人之间一直说祖上传下来的厦门方言。”
那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听到“300年前”这个比美国史还要长的数字，显得很是吃惊。在他于1907年出版的《The Evolution of New China（中国的新演变）》一书中，这位传教士这样描写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感受：
经过询问，我们发现这些人的祖先十四代前就从厦门移民到了这个县，那时第一批欧洲移民（Pilgrim Fathers）还没有在美国登陆！……（中国）众多的方言一直是支持（中国继续使用）象形文字的有力论据之一，因为它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被同等方便地阅读。
挂在埃利斯岛移民检查站（注：美国纽约市下辖的一个岛，在1892年1943年间是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现为美国移民历史博物馆，大量美国人到此寻根）墙上的一幅（向新移民强调美国公民身份认同的）画，也能向来自欧洲各国的千百万移民传递相同的意象，但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母语来思考这幅画中的物体。因此，汉字（虽然）在中国各地有不同的发音，但它们所代表的思想在各地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有多种语言（Languages），但只有一种文字（Literature）。
美国电影《教父2》中，年幼的教父Vito Andolini (Corleone) 因言语不通，在埃利斯岛移民检查站沉默应对美国移民官员的盘问，幸得会讲意大利语的另一位官员解围
故事中的两位美国传教士，均属于美国基督教的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年长的那位传教士名叫Nathan Sites（1830-1895），中文名“薛承恩”。而那位美国年轻传教士，就是William N. Brewster（1864-1918），中文名“蒲鲁士”，于1890年被美以美会派驻到中国福建兴华府（今福建省莆田市）进行传教。
William N. Brewster（蒲鲁士）
受到前文所述经历的启发，蒲鲁士曾在多年后，为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福建莆仙话，发明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注音文字——“兴化平话字”，并在1900-1902年间用该文字翻译、出版了福建莆仙话版本的圣经，大大促进了传教事业在当地的开展。↓
用“兴化平话字”注音转写的福建莆仙话版《圣经》开篇：《创世纪》
蒲鲁士的这则感悟，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中国的方言，实际上是没有文字的。有的读者听到这里可能会很纳闷，说这个说法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并不相符：我自己就讲方言，我的方言是可以用汉字写出来的啊？↓
在公开出版的词典中都查不到的“粤语字词”：“揦西” laa2 sai1，意为“做事马虎大意”
然而，抱有以上观点的读者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在先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汉字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表意为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具有部分表音特征的文字符号。这一本质，使得汉字的读音和意义完全可以分离。甚至一个带有表音成分的形声字，在同样使用汉字的日语中，也可以采用与中文普通话完全不同的“训读”发音（“训读”：日语中，使用某汉字在日语中固有同义词语的读音。只借用汉字的形和义，不采用汉语的音）。
举个例子：汉字形声字“珠”，在汉语普通话中的读音是（zhū），与声旁朱“zhū”的发音完全一致，但在日语中就可被训读为“tama（たま）”，与该字在汉语普通话中的发音完全没有任何相似性。另外一个例子是：很多使用汉字“转写”方言的朋友，在用拼音输入法输入相关汉字时，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输入的“汉语拼音”，所基于的正是汉语普通话的发音。也就是说，自己的方言是通过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来完成转写的。这两个例子进一步证实了汉字“音意分离”的特性。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种表音文字，无法服务于地方的方言。汉字的发音，只不过是使用者基于地域、历史、政治等纽带，对汉字的主观赋予，并不像西方表音字母那样，相对直接、严格。因此，用汉字“转写”当地方言的做法，所依据的也只是方言使用者的主观共识，并不能改变汉字“音意分离”的表意文字特征。更不用说，很多方言中的特殊发音，甚至不能够找到对应的汉字进行转写，而只能停留在口语、记忆层面的这一事实了。↓
郑州人小武用形声、会意等方法为河南方言“造字”
这就使得中国，特别是古代中国，虽然“十里不同音”，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方言，且某些方言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某些欧洲语言（如法语、德语），但讲各地方言的人们均可以识别汉字所代表的语义，将汉字视作文化共同体的纽带。这种汉字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就像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将历史上千百个使用不同方言的国家与地区融合、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广地域的独特政*治架构。
由此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一群祖上300多年前就迁徙到福州的厦门农民，相互之间仍然使用父辈传下来的厦门话进行交流，却并没有改用或发展出自己的“文字”。他们当中的识字之人，虽然在口语上仍然使用方言交流，但在阅读和书写时，依然对用文言文写成的官方文书与儒学经典保有高度认同。
这对同一时期使用表音字母文字的西方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欧洲历史上，曾经作为共同语言，覆盖在各地民族语言之上的，是使用拉丁字母的罗马帝国官方语言——拉丁文。随着公元6世纪左右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基督教影响力的衰微，民族语言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日渐兴盛。
通过使用表音的拉丁字母，对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转写，这些地方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字。进而奠定了欧洲小国林立、多语并行的复杂局面。这虽然在历史上有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但在愈发强调全球化、一体化的今日，反而更多地成为西方国家的羁绊。
视线转回到本文开头处，两位传教士的祖国——美国。1789年，美国著名词典编撰者、《韦氏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的编撰人Noah Wester（1758-1843），曾在一本名为《英语语言论文集（Dissertation on the English Language）》的著作中，这样强调制定美式英语规范，在语言、政治等方面的高度必要性：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荣誉要求我们在语言和政府方面都有自己的制度。大不列颠，我们是它的孩子，我们说它的语言，但她不应该再成为我们的标准；因为她的作家的品位已经败坏，她的语言也在走下坡路。
与英式英语同根同源、高度相似的美式英语尚且如此，对于其他同样使用拉丁字母，书写本国语言的欧洲国家而言，其根植于语言特征的强烈国族独立意识，由此便可想而知。↓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附本文思维导图：
种下一棵知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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