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谈到,汉字在本质上是一种表意为主,表音为辅的文字符号,与日常中随处可见的图像标识类似(例如用一个红圈和一道斜杠来表示“禁止”),是与字母表音文字并驾齐驱的世界两大文字体系之一。那么,汉字与字母各自究竟存在着那些相对的优点和缺点,这些优缺点又能在我们学习西方语言的过程中,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文章中一探究竟吧!
相对字母文字,汉字具有以下三大相对优点:
1. 飞跃地域的分隔
1898年9月17日,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收到了一封来自光绪皇帝的密诏。密诏中,光绪皇帝以沉重的笔触写道: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特谕。
接到这封密诏后的第二天清晨,康有为便召集维新派众人商议对策。在维新派的另一名核心成员——谭嗣同的提议下,康有为按照皇帝旨意火速南下以保存变法火种,而谭嗣同自己则前去劝说有新建陆军在手的汉族重臣袁世凯,出兵除掉慈禧太后,然却遭到袁世凯的出卖,消息迅速走漏。慈禧太后火速调集人马,追捕维新派成员。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躲过一劫,辗转逃至上海。而梁启超则被日本公使馆收容。
9月22日,谭嗣同带着自己毕生心血之作——《仁学》的手稿,与康有为的学生徐仁录一道,机警地绕路而行,甩开清廷的跟踪人员,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探望梁启超。三人由日本参赞平山周出面接待。↓
徐仁录的后人许姬传在回忆录《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这样记录这段义薄云天的对话:
谭嗣同:“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
参赞(平山周)点首承诺:“吾将使梁君化妆成打猎者,离京赴津。”又写道:“君亦可留此不归,可免于难。”
谭嗣同摇首:“我义不应避死。”参赞肃然起敬。
谭对梁任公(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指光绪皇帝),程婴、杵臼(公孙杵臼),分担其任(程婴、公孙杵臼均为春秋时期晋国义士,为救“赵氏孤儿”赵武先后献出生命)。”
(谭嗣同)即将手稿一包交梁带走,与艺舅(徐仁录)同离使馆,参赞送至门外,恭敬告别。
6天后的9月28日,谭嗣同与其他5位志士仁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梁启超也在日本外交官的护送下,于10月2日乘日本大岛号军舰抵达日本。看到这里,在感佩谭嗣同的凛然大义之余,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一个小细节:这三位中国志士与日本参赞,彼此之间并不能听懂对方的语言,而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任何翻译在场,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是如何交流的呢?
汉字文化圈答案便是通过汉字笔谈。这是一种汉字文化圈(主要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琉球等国家或地区)内特有的交流方式。谈话双方通常很少或完全不凭借本国口语,而主要通过在纸上书写汉字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虽然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解障碍,但笔谈在整体上往往能够达到不错的沟通效果。↓
日中两国人可以凭借汉字笔谈,进行日常对话。之所以存在这种特殊的对话方式,一方面是由于古代中国相对于周边国家,在综合实力,特别是文化水平上较为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朝贡、附属体系。周边国家因此纷纷采用汉语作为自己的官方书面语言或受教育人士的通用语言。↓
同一个“汉字文化圈”:从左至右分别为:日本汉字,越南喃字,朝鲜/韩国汉字,中国大陆简体字及中国台*湾地区繁体字以日本为例,早在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前250年,相当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汉字就已经随东渡的中国移民,传入日本列岛。隋唐时期,汉字随佛教和儒学经典,经由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大规模传入日本,正式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通用文字。随后,在日本遣唐使和留学僧的推动下,汉字被进一步本土化。日本人除了创制新字、对部分汉字进行改动、简化之外,还逐渐在模仿汉字草书、拆解汉字结构的基础上,创制了表音文字——平假名与片假名,并将其与日式汉字并用,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日语。↓
源自汉字的日语平假名及片假名但是,如果笔谈仅仅是建立在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优势之上,那么这种形式的交流势必是脆弱的,会随着汉字文化圈内不同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国力变动而摇摆不稳。事实上,汉字在近代虽然面临中国国力下滑和西方字母文字的强势挑战等多重困境,却依旧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并继续被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所发展、沿用,笔谈也依旧是上述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在语言不通的前提下,进行沟通的首选之一。↓
向汉语零基础的日本人介绍如何通过汉字笔谈在中国旅游的书籍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是世界主要文字中唯一的表意文字,在本质上是一种表意为主,表音为辅的文字符号,就像机场中的一个个图像标识,即便没有读音,我们看到后也能够迅速明白它们的意思。↓
从左至右分别为:电梯、出发大厅、行李托运处、到达大厅这就使得一个汉字的发音与含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上,均可相互分离,进而使得汉字可以飞跃地域的分隔,成为不同国家使用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举个简单的例子,汉字“眼”在日语中的训读(日语中取汉字义,读日语音)为manako,音读(某汉字传入日语时的发音)为gann,而在汉语普通话中的读音为yǎn,两种发音之间可以说截然不同。这使得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口语对话中完全无法分辨出对方指的究竟是不是这个字。然而,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把这个字用笔写在纸上,则对方立刻就能够通过相同的字形辨认出这个字,进而明白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眼睛”。↓
一眼即知这在表音的西方语言中是无法想象的。同样以“眼睛”做例子:英语和德语都通用拉丁字母作为表音符号,且同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在语言学上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然而,“眼睛”在英语中被拼写为eye,读作[aɪ],而“眼睛”在德语中则被拼写为Auge,读作[`augə],二者均源于原始印欧语词根“okw-”,意为“看”。但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在语言不通的前提下,面对对方语言中的“眼睛”一词时,无论是通过发音还是拼写,均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思。↓
干瞪眼并且,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汉字典籍丰富、汉字使用人数众多等原因,相对周边国家存在客观上的巨大语言、文化优势,相当于中国在长远、总体上保有对汉字含义的“最终解释权”,进而在使用汉字的国家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这种现象可以被粗略地比作公园中常见的多层喷泉,中国天然地位于其中的最高一级,周边国家一级一级地递次承接由中国流出的汉字源泉。这种机制的产生,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由汉字的表意本质以及中国在历史、体量等方面的天然优势所决定的。↓
汉字喷泉由此推而广之,只要相关国家及地区继续使用汉字或基于汉语发展而来的本土语言,则任何抛弃这种语言规律,试图凭借武力侵略或强制推行本国语言等途径,倒转这种天然秩序的行为,到后来都注定会成为徒劳。↓
注定失败汉字作为沟通桥梁与凝聚核心的优势特点,不仅对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成立,对于中国自身也同样成立。要说明这一点,请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故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宣传变革图强思想。这吸引了台*湾望族后人、后成为日据时期(1895-1945年)台*湾民族运动领袖人物林献堂的注意。1907年,林献堂来到日本的奈良旅行,偶遇同宿一地的梁启超。彼时27岁的青年林献堂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与偶像梁启超彻夜长谈。此时,采用何种沟通方式,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两位爱国精英之间的彻夜长谈有读者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嘛,两个人既然都是中国人,互相讲汉语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时期的中国,尚未形成和推广类似普通话这样的标准通用语言,“汉语”这个概念对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来说,更多地是指自己的家乡方言。例如,林献堂作为祖籍福建漳州的望族后人,讲一口闽南话,梁启超作为来自广东新会,且曾在北京长期居住的维新人士,说的是一口带有广东口音的北京官话,二人凭借口语完全无法沟通。此外,虽然林献堂和梁启超此时均掌握日语,但出于爱国情怀和保密需要,二人均不愿讲日语。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沟通的呢?↓
“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答案仍然是通过汉字笔谈。只见梁启超落笔写道:“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青年林献堂读罢,感动万分,这是手足同胞借由汉字传递的家国共鸣,更是汉字飞跃地域分隔的强大凝聚力。
中国之所以没有像今日的欧洲一般,形成小国林立,四份五裂的局面,而是始终维系着大一统、多民族、广地域的国家架构,汉字的表意性和凝聚力在其中可谓功不可没。↓
诚如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言:
"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现代)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附本文思维导图:
种下一棵知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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