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霖/文
01 爱情与战争
1941年9月，南太平洋上空战争阴云密布，旅居菲律宾的美国人大批疏散回国，而一个漂亮的美国女演员却反其道而行之，翩然来到南太平洋上的港市马尼拉。
这就是克莱尔·福恩兹。
克莱尔1907年12月8日出生于密歇根州。但在10岁时，就随着母亲梅贝尔、继父杰西、姐姐克拉拉和妹妹乔治娜，搬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她就读于阿莱塔小学，毕业后升入富兰克林高级中学。克莱尔属于那种天性不安分的女孩，1923年，年方16的她迷上演艺，于是辍学找了一份工作，参加了贝克尔股份公司的巡回演出团。
克莱尔·福恩兹
克莱尔颇具表演才能，经过在歌舞团一段时间的巡回演出已经小有名气。20岁时，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坚信自己能够在演艺圈内功成名就，在好莱坞和百老汇那样的艺术殿堂登台亮相。
然而命运之神却迟迟不肯眷顾她，克莱尔决定去新大陆之外的地方碰碰运气，1937年，她跟随一个音乐团队到东南亚旅行。
在菲律宾群岛，她邂逅了一个名叫曼努埃尔·福恩兹的菲律宾水手。虽然他不是远洋轮船的水手，仅仅岛际轮船的乘务员，但在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眼中，这个职业已经富于魅力了。克莱尔开始与他约会，并在1939年8岁15日嫁给了他。这对夫妇住在马尼拉，在那里他们的女儿诞生了，克莱尔给她取名黛安。
克莱尔这段婚姻并不成功，1941年，她向丈夫提议离婚，并在没有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分居了。这年夏天，克莱尔带着女儿返回美国探亲，在波特兰的继父和母亲家小住了一段时间。1941年初秋，她返回了东方小都会马尼拉。
此时吕宋岛上空已经战云密布，但是马尼拉市民感受不到战争的气氛。港湾里停泊着的美国亚洲舰队的战舰炮口高扬，升火待发；宽阔的杜威大街上却椰风习习，悠闲的菲律宾主妇带着孩子玩耍。
克莱尔是当地一家著名夜总会的歌手，收入颇丰。号称“东方小巴黎”的不夜城娱乐行业十分繁荣，菲律宾上流社会、礼服笔挺的美国军官、热情奔放的美国大兵构成了客流主体。夜幕下的马尼拉声色犬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在这种环境里，克莱尔一心沉溺于演艺，既不关心，更不愿意理会任何与战争有关事情。
在一次演出中，克莱尔遇到了美国31步兵团中士约翰·菲利浦斯，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朋友们称他为“菲尔”。
菲尔当时22岁，是美国陆军的无线电技师，与“泰坦尼克号”著名海难中的那位出名的渎职报务员同名、同职业，而且，最重要的是同样英俊，多情而富于想象力的克莱尔很快就迷上了他。
菲尔对克莱尔也颇具好感，她天生丽质，身材姣好，演唱歌曲时声音甜美温柔。与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人一样，婚史和孩子都算不了什么。他们相爱了，而且爱得如火如荼。
一对俊男靓女尽情享受爱情的愉悦，过着奢靡的生活。他们频繁出入于马尼拉的每一个豪华场所，参加音乐会，通宵达旦地跳舞，品尝美食，畅饮佳酿。
12月8日，菲尔给32岁的克莱尔送上了出人意料的生日礼物：一辆蓝色跑车，俩人的结婚计划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婚礼不能马上举行，要等到克莱尔办完离婚手续之后。
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941年12月9日清晨8点，睡梦中的克莱尔被一阵阵低沉的爆炸声惊醒了。轰炸并不猛烈，而且距离很远，她并没有感到惊慌。
中午又发生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空袭，在马尼拉开始引起了恐慌。
第二天的轰炸更为猛烈，克莱尔看到马尼拉湾里有的舰船中弹燃烧，持续而猛烈的爆炸使房屋不停的震颤。天上看不到一架美国飞机的影子，这使她迷惑不解：我们的空军哪里去了？
战争爆发后这段日子，克莱尔独守空巢，整夜在鬼哭狼嚎般的空袭警报声中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空袭之后没几天，克莱尔就从朋友处听说，曼努埃尔的轮船被日本飞机炸沉了，船上无人生还。
许多揪心的问题缠绕着克莱尔：菲尔在哪里？他安全吗？日军舰艇封锁了海域，回国已不可能，她将何去何从？
她想方设法，终于与菲尔取得联系，但他的部队就要开赴巴丹。克莱尔等到了在行前勿勿赶来告别的菲尔，双方约定在巴丹的皮拉尔见面并举行婚礼。
带着女儿黛安和女仆，克莱尔加入了逃往巴丹的难民流，开始了艰苦的跋涉。在帕西奥山区，克莱尔一行为了躲避空袭，在那里碰巧遇到的约翰所在的部队，他们的婚期提前了。
当地一位西班牙天主教神父为他们主持婚礼，尽管是战乱时期，神父却很仔细地询问了他俩的婚姻状况，指出克莱尔前一次婚姻还未办理手续，存在法律方面的问题。在克莱尔告诉他离婚对象已经死亡之后，神父承认了俩人婚姻的合法性，宣布他们结为夫妻。
从这天起，克莱尔·福恩兹再为人妇，改名为克莱尔·菲利浦斯。
新婚之夜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菲尔所在部队命令他立即归队，一次精心准备的圣诞宴会不欢而散，给这对新人的婚姻投下不祥的阴影。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克莱尔跟随部队一起运动，尽量使自己靠近丈夫，他们在巴丹度过了几个不太舒适、但很温馨的“丛林之夜”。由于日军进攻日益猛烈，他们很快失去了一切联系。
当驻菲美军向日本投降之时，克莱尔·菲利浦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拒绝向日本人投降。于是她跟随一个美军下士约翰·布恩走了。布恩率领手下为数不多的士兵和一部电台逃进了深山，组建了一支独立的抵抗武装，与日本人开始了游击战争。
02 马尼拉谍影
在吕宋岛的深山里，克莱尔没有放弃寻找丈夫的努力。布恩派人下山打探菲尔的下落，得到的却是坏消息，有人说菲尔死在了巴丹死亡行军途中，他因为喝水而遭日军杀害。虽然找不到目击者来证实这种说法，但是克莱尔心中充满了仇恨，她决心以自己可能做到的任何方式帮助布恩打击日本人。
扛枪打仗并非一介弱女子所长，克莱尔思考着自己为这场战争出力的方式。丛林游击战艰难困苦，不仅由于给养匮乏，更重要的是消息阻隔，他们不清楚日军的动向，不知道袭击的目标，一切都十分盲目。正因为如此，当布恩小心翼翼地向克莱尔提出，让她返回马尼拉建立情报站的建议时，她马上同意了。
克莱尔回到马尼拉，与女儿黛安再次重逢。街头已经见不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踪影，他们都作为“敌侨”被关进了平民集中营，在马尼拉趾高气扬的西方人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为了方便活动，克莱尔给自己伪造了一个身份：意大利人多萝西·克拉拉·福恩兹。这是她战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日本人的炸弹不认识自己的盟国公民，马尼拉空袭中一枚炸弹落在她的寓所，这个倒霉的女子命丧黄泉。
为了谋生，克莱尔重操旧业，找到了自己过去的雇主何相先生，在夜总会当了歌手。她用代号与游击队联络，布恩的代号是“教父”，她的代号是“高衣袋”。
在夜总会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克莱尔感到这是一个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在酒精和音乐的作用下，那些平时守口如瓶的日本军人更容易放松，透露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她的脑海里酝酿成熟：自己开办一个专门接待日军官兵的夜总会，把它建成一个情报集散地，一个地下组织的长期联络站。
一位情报战的专家曾说，作为一名合格的间谍需要三个要素：勇气、表演技巧和智慧。克莱尔肯定具备这三项特长，当然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她的伪装身份极易被识破，她从未去过意大利，一句意大利语也不会讲，对那个国家的了解仅限于几个常见的地名，风土人情更是一无所知。周围群集着众多的日本人，她必须善于周旋，花费更多的心血与他们斗智斗勇，才能获得成功。
克莱尔没有多想，立即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对于创建夜总会，热心的何相先生给了她很多指导，克莱尔最终在海滨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港湾里停泊的日本舰船，马尼拉港是从日本本土到太平洋战争前线的重要中转站，途经这里的日本军人都会上岸寻欢作乐。克莱尔还物色了一个合伙人：富于爱国精神的菲律宾姑娘菲丽，她是一个恣容妙曼的舞女。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克莱尔变卖了家产和首饰，凑足了所需的大笔款项，她的夜总会正式开张了。
克莱尔给自己的夜总会起名为“楚巴基（山茶）俱乐部”，在日本，山茶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樱花，它象征着高贵和稀有。人们把克莱尔称为“楚巴基夫人”。
战后克莱尔在“楚巴基”夜总会废墟前留影
俱乐部外表并不张扬，内部装饰却很豪华。它有一个品种丰富的酒窖，专门提供各种热带鸡尾酒；食品包括日本特色小吃和纯正的中国菜肴；音乐从传统古典音乐、日本歌曲到爵士乐应有尽有；舞蹈的种类有扇子舞、羽毛舞、摩洛人舞，最拿手的是一种热烈奔放的泰国舞；待者是身穿鲨鱼皮服装、脚登白色鞋子的菲律宾俊小伙，配以在闪烁灯光下翩翩起舞的漂亮姑娘。这一切吸引了大量日本官兵登堂入室，俱乐部刚开张便十分火爆。
克莱尔也时常亲自登台表演，她通常穿一袭白色低领的开叉晚礼服，流光溢彩，歌喉宛转，穿梭于来宾的座位之间。她在自传中写道：“那些客人在我甜蜜的歌声中能够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演唱完毕，克莱尔会来到她认为有价值的客人身边，带着漫不经心的挑逗神情与客人谈话，诸如“你明天会不会再来”，“什么时候离开马尼拉”，“外面哪条船是你的”，“都装了些什么东西”之类，她也会温柔地抚摸客人的头发，或是为他点燃一支香烟，莞尔一笑说：“我对战争不感兴趣。”然后继续到其他客人那里探听其它消息。俱乐部一关门，她就飞快地冲进卧室，凭着记忆写下日本军官透露的军事情报，编成暗语写在字条上，交给联络员送到游击队，再通过布恩的电台发送给澳大利亚美军司令部。这些纸条字迹模糊潦草，但落款却无一例外地工整清晰：“你在战争中的高衣袋”，这是克莱尔非常重视的为国尽忠的标志。
克莱尔在获取情报的同时还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楚巴基俱乐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这使她有钱为布恩的游击队购买食品和药品，也为后来救援卡巴那端战俘奠定了经济基础。有时，一些日本人也会抱怨收费昂贵，克莱尔笑着对他们解释，想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对于重要客人，克莱尔会为他精心组织一场属于他自己的晚会。
克莱尔的情报无疑是对盟军作战的重要支持，其中几次最为经典。她的一个客人是日军潜艇编队的司令官，一天他找到克莱尔要求看扇子舞表演，因为他当天必须率队前往所罗门群岛。克莱尔灵机一动说：“如果你明晚过来，我一定为你表演。”然后她很快将情报传递给布恩。次日夜晚，司令官带着40名海军军官来到夜总会，他们尽乎失态地观看了克莱尔在热烈的音乐伴奏下亲自表演的扇子舞，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一次观看她的演出，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中的一个军官回来了，他是该潜艇部队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他提议为死去的战友干杯。克莱尔与他一同举杯，并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有一次克莱尔假装拉生意，故意问一个日军伤兵运输船船长：“你船上的那些可怜人就不能让他们下来高兴一回吗？”船长因为自己的高明骗术得意不已，大笑着说：“他们都是棒小伙子，身体健壮的士兵。”这个情报立即被发住澳洲，这艘漆有鲜明红十字标记的医疗船启航离开马尼拉，美军轰炸机立即找到了它，使它葬身于西太平洋。
克莱尔长时间周旋于敌人之中，有时也会产生纠结。脱离战场后的敌人也会流露出人性的一面，他们也会伤感，会寻求关怀，有的还与舞女们建立了一定的友谊。这使克莱尔十分矛盾，一方面她知道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和自己走得很近的、活生生的人，理智和情感的冲突有时使她感到痛苦，当然这并不会使她犹豫和手软。
一位叫有田的年轻军官痴心的爱上了克莱尔的搭挡菲丽，他是一艘航母的舰长。有田经常来夜总会观看菲丽跳舞，不断与她套近乎。他时常流露出厌战情绪，对克莱尔讲述他在日本的家庭，讲述他对家人的思念。他说自己很高兴看到战争结束并与家人团聚。克莱尔认为有田是个好小伙，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菲丽和他可能成为很好的一对。一天，有田说他必须离开几天，克莱尔让菲丽打听他的去向。那天晚上有田没有喝酒，但他毫不犹豫地告诉菲丽，他先去新加坡，然后取道拉包尔，希望菲丽按上述地址给他写信。当有田舰长离去时，克莱尔迅速把消息传递给游击队。那天晚上克莱尔伤心地哭了很久，她知道自己把这个小伙子送上了不归路。
克莱尔开始对美国战俘营进行救援是在1942年10月。她收到了来自卡巴那端的一封信，是菲尔所在部队的随军牧师蒂凡尼写来的，给她带来了丈夫的确切死讯。
菲尔在巴丹死亡行军中患了疟疾和痢疾，他在1942年7月24日死于卡巴那端战俘营，是当月死亡786名战俘中的一个，目前已被埋葬在卡巴那端的战俘公墓里。蒂凡尼牧师向她描述了菲尔死亡的详情，并用恳请的语气写道：“我乞求您不要忘记仍然活着的人们，数以百计的人正在走向死亡。”
在克莱尔悲痛欲绝的同时，一个新想法闪过她的脑海。在蒂凡尼牧师来信之前，她的夜总会主要功能是收集情报，现在她意识到卡巴那端战俘营的需要更为迫切，今后她必须身兼两职了。克莱尔开始走进战俘绝望的世界，并且建立了一个偷运物资的地下网络。她在自传中说：“我同时进行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赚取日本人的钱财，另一方面要用这些钱为美国人购买食物和药品。”
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克莱尔为卡巴那端战俘营输送了大量衣服、药品、医疗器械、图书、收音机和相当数量的现金，还组织印发了一份秘密期刊，向战俘营及时报道最新战况，以鼓励战俘们坚持下去的信心。她从市场上购买大量水果，熬制成浓缩果汁，用来医治在战俘中日益蔓延的败血症。
03 炼狱的坚贞
随着地下抵抗活动范围越来越广，环节越来越多，克莱尔·菲利浦斯的精神压力也日益增大。她知道自己即使再小心谨慎也难免出漏洞。“我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我的处境非常危险，如履薄冰。”她在自传中写道，“但是我们对这些活动充满了热切的渴望，所以根本没有想过要停下来。”
许多日本人都是楚巴基俱乐部的常客，他们当中有高级军官，有政府要员，甚至还有警察头目。他们都是危险人物。克莱尔非常小心地和他们交往，没有一个人怀疑她的身份。
尽管克莱尔运气不错，但她的防范措施十分脆弱。她不是职业间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专业后勤人员为她的伪装准备精细的背景资料，虚拟身份很容易被戳穿。一个曾在罗马呆过的日本军官和她套近乎，谈到了几首意大利的流行歌曲，克莱尔对此一无所知，那军官望着她怀疑的笑了。
从那以后，克莱尔总会有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她肯定自己的电话被窃听，怀疑一个向她求婚被拒的日本商人对俱乐部的搜查是另有所图。有一天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她的预感。
一个陌生的菲律宾男孩来到夜总会的后门，带着一封署名巴格利船长、措辞十分规范的英文信，要求克莱尔转送给山里的游击队。当男孩等待回答的时候，克莱尔把这封信读了好几遍，确定这是一个骗局。不仅因为信里没有地下组织通常使用的暗语，而且不会有哪个美国军官能在如此危险紧急的场合写那么长的信。
克莱尔生气地让那个男孩滚开，并喊道：“我是意大利人，对于美国人以及他们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
男孩离开后，克莱尔让侍者进行跟踪。他跟着这个信使穿过鲁纳塔公园，看到男孩与等在那里的四个日本宪兵见了面。
侍者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克莱尔，并劝告她停止这种危险的游戏，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考虑。
“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停下来，我们已经陷得太深，太多的人依赖于我们的帮助。”克莱尔在自传中说，“至于黛安，如果我一旦发生不测，菲丽和你立即带她离家，到山里去找布恩。”
克莱尔和女儿黛安
克莱尔·菲利普斯的间谍生涯在1944年5月23日结束了。那天早晨，日本宪兵撞开了俱乐部的大门，逮捕了克莱尔。
“把你的文件交出来，楚巴基夫人。”一个宪兵用手枪顶着她的胸部，厉声喝道，“你是一个间谍！”
克莱尔被蒙上眼睛，只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带到了比利比德监狱。这所监狱设在卡巴那端市，距离美国战俘营约两英里，以残忍的酷刑和恶劣的监禁环境而臭名昭著。在那里，一个讲着流利英语的谍报军官对她进行讯问：
“我们知道你做的所有事情，高衣袋！”
听到日本人说出她的代号，克莱尔有些吃惊，她意识到他们肯定截获了某个情报。
“是谁呢？”她感到疑惑，“布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将必死无疑了。”
日本谍报军官开始念她写给蒂凡尼牧师的一封信。她立即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显然一个菲律宾联络员在卡巴那端被捕了。
“谁是Ca？”审问她的人追问道。克莱尔解释说“ca”是她送到战俘营内一种水果的缩写。在信中，菲利普斯提到了她在制作的一种浓缩果汁。
“别把我们当傻瓜，这些都是美国人的名字！”日本军官显然确认这个词代表着同高衣袋保持联系的美国游击队员，他不相信任何别的解释。
克莱尔重复着她的话。日本人使出了他们惯常伎俩——刑讯逼供。
克莱尔从未指望日本人对一个敌国妇女发善心，但他们的残暴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在两个身强力壮男人一阵狂暴的殴打下，克莱尔血迹斑斑的躺在地板上了。这仅仅是开始。他们剥光她的衣服，把她绑在一条长凳上。随后她感觉到一根管子似的东西被用力塞进了她的口中，同时听到了金属水龙头发出滋滋的声响，一股压力很大的水从管子里冲出来。这就是她曾经听说过多次的、恐怖的“水处理”刑罚。她看到自己的肚子像充气皮球一样鼓胀起来，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踩踏腹部，一股股水流从她的嘴巴、鼻孔和肛门里喷出来。
克莱尔昏过去了。当她苏醒过来，仍然拒绝承认她和美国的游击队员有联系。
审讯者用点燃的香烟烧她的大腿，用刑的时间很长，他们完全不理会她的哀求和尖叫，只在他们认为需要问话的时候才停下来。
“说！Ca是谁！”
剧痛使克莱尔神志恍惚，她含混不清的回答，那不过是一种橘汁，但是日本人狂怒地打断了她的话：
“撒谎！我看你是水没喝够！”
水管再次被插进她的嘴里，急速的水流涌进她的喉咙，她感到自己的胃、肺以及全身很快被水充满，她再一次昏了过去。”
声嘶力竭的审讯在继续着，惨绝人寰的拷打在进行着……。克莱尔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刑讯室的，她在半夜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经躺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浑身撕心裂肺的剧痛，伤痕累累的身体留下了撒旦的爪印，腿上被烟头灼烧出的大片焦痕淤积着兽性的残忍。
对克莱尔的严刑拷问持续了几天，她坚强地挺过来了。她知道许多游击队员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活动范围，但是她只字不吐。即使是那些已经阵亡，或撤离了马尼拉的游击队员的名字，她也绝不愿意告诉日本人，哪怕这不会对抵抗组织有什么危害，哪怕可以因此少受些痛苦的折磨。她象一个殉教圣女，忍受着加在她身上的种种苦难。
唯一使克莱尔感到庆幸的是黛安没有出现在这个食人魔窟里，看来菲丽已经带着她安全转移。她避免了面对最令人心悸的场面，如同日本宪兵通常迫使菲律宾人开口时所做的那样：当着丈夫的面折磨妻子，当着母亲的面把儿女砍头……。此外，日本人在审讯中提不出任何与布恩游击队有关的证据，说明他们并非确切知道她与游击队的关系。克莱尔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
克莱尔·菲利浦斯一直没有招供，恼羞成恼的日本宪兵把她转移到圣地亚哥堡的地牢里关押。这座旧式西班牙城堡靠近流入马尼拉湾的帕斯格河，建筑物沿着河岸建造，以幽暗潮湿的地牢而著称。它的许多地下室与河流相连，牢房的墙壁浸透了盐分很高的海水而斑驳脱落。
幸运的是克莱尔被关押在位置稍高的石头房子里。她单身一人被囚禁在地牢里，每天吃两次清水煮的米饭，晚上则睡在潮湿的石头地上，没有水，不能洗澡，也没有药品来治疗刑伤。
孤独地渡过了三个月，克莱尔觉得她似乎被遗忘了，她估计自己将霉烂在这不见天日的狭窄地下室里。然而有一天，一个她认识的日本谍报军官来到她的牢房，给她带来两个消息。
先告诉你好消息，日本人说，你们的军队打过来了，并且很快要在菲律宾登陆，我们会退出吕宋岛。另一个消息是，你再也见不到这一天，你以间谍罪被判死刑，在美国人到来之前你将被处决。
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克莱尔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她还不到36岁，她不想死。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所有的日子都是一种熬煎，一种残酷的等待。日复一日，外面的每一个响动都会使她以为行刑队即将踹门而入……
终于，在1944年11月23日这一天，克莱尔被带出了地牢。焦虑而紧张的心情松驰下来，获得的是一种解脱的轻松感。汽车一直向郊外开去。目的地到了，没有行刑队等候在那里，克莱尔被关进了一所平民集中营，她一时迷惑不解。
克莱尔奇迹般生存下来的原因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有一种说法是，她在夜总会上结识的一些有势力的日本人庇护了她，不想让她悲惨地死去，但已经无法证实。
04 战后的生活
1945年2月10日，克莱尔在马尼拉市郊的一个平民集中营被登陆的美国军队解救。和当年那位风度迷人的女演员相比，此时的克莱尔已经判若两人。当时的她经衰弱不堪，由于长期饥饿，她的体重只有85磅。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她已重获自由，又可以重返文明社会，回到女儿和朋友的身边。幸福溢满了克莱尔的心间。
由于多次遭受残酷拷打，特别是水刑折磨，她患上了严重的胃出血；由于肺部长时间被冷水充满，窒息和缺氧使她的大脑也受到严重损害。这些刑伤、疾病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战后很长时间里一直折磨着她。
出狱后，克莱尔意外的遇见了她的“丈夫”曼努埃尔·福恩兹（从法律角度来说他们实际上没有离婚），他奇迹般的从轰炸中死里逃生。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两个苦命人再度同居了。克莱尔设法恢复自己的健康，花了很多钱来医治日本人监狱给她造成的创伤，曼努埃尔尽其所能给她资助。
克莱尔（中）与另一位平民女间谍玛格丽特尤金斯基（左）合影
在光复后的马尼拉，克莱尔·菲利浦斯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她还会见了一位与自己有着类似经历的美国女子玛格丽特·尤金斯基，她们不约而同地组织了对卡巴纳端美国战俘的人道主义救助，她俩都被战俘们视为上帝派来帮助他们的天使。
回国之前，克莱尔·菲利浦斯来到“楚巴基”俱乐部拍照留影，这里承载着她太多的心血，以及刻骨铭心的记忆。尽管在解放马尼拉的战斗中，俱乐部已经在盟军轰炸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1945年5月2日，克莱尔与曼努埃尔带着女儿回到了美国。期间她拜访了菲尔的哥哥、嫂子和侄女，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留下了各自的联系方式。
克莱尔与丈夫一起生活在旧金山。后来，曼努埃尔重操旧业，在美国陆军后勤部岛际运输船上当了水手。他们分居六个月后就离婚了。
克莱尔后来又结了婚，她把消息写信告诉了菲尔的哥哥，说新郎长得跟菲尔相像极了。她的第三任丈夫叫罗伯特·克拉维尔，是卡巴那端战俘营的幸存者，曾接受过她的救助，堪称患难之交。
《马尼拉谍影》
克莱尔·菲利浦斯根据自己战时经历，写了一本回忆录《马尼拉谍影》（Manila Espionage），于1947年出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麦克阿瑟将军发现自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疏漏，由于一个“技术”问题，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女英雄竟然被遗忘了，于是他向华盛顿建议给这位女人授勋，并称她为“南太平洋的玛塔·哈里”。
1950年4月，通过俄勒冈州长道格拉斯·麦凯伊和波特兰市长多萝茜·麦卡洛·李介绍，克莱尔在比弗顿安了新家。
克莱尔·菲利浦斯在菲律宾抗战中人财两空。由于她只是一个平民志愿者，职业特工退役津帖的福利与她无缘。她的经济状况看来不太宽裕，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951年1月14日的文章报道，这个中年妇女找到了一份通常由年轻人所做的工作——化妆品推销员，整日奔波于市区的各幢公寓楼之间，挨家挨户推销化妆品。
此后一段时间内，克莱尔参加了较多的社会活动，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克莱尔 菲利浦斯在拉瓜迪亚机场
1951年，她参加自由勋章的授勋仪式。当她到达华盛顿拉瓜迪亚机场时，一个6名美国女兵组成的仪仗队在机场欢迎她，她们都是当年巴丹半岛被俘而又幸存下来的美军护士。第一个走上舷梯的是迪格斯少校，他是卡巴那端战俘营幸存者，接受过克莱尔·菲利浦斯的救助。他向恩人献上一束鲜花，并给了她一个深情的吻。
马克 克拉克将军向克莱尔颁发的自由勋章
克莱尔·菲利浦斯在路易斯堡军事基地，接受了美国陆军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向她颁发的自由勋章。照片中的她衣冠楚楚，神采飞扬。这是战争时期美国平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以她的回忆录为蓝本，好莱坞拍摄的故事片《我是一个美国间谍》于1951年上映，由安妮·德沃夏克领衔主演。
克莱尔 菲利浦斯出席《我是一个美国间谍》首映式
《我是一个美国间谍》电影广告
克莱尔出席了《我是一个美国间谍》的首映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克莱尔依旧依旧风姿绰约，光彩照人，甚至比该影片中那个年龄比她长3岁的好莱坞明星安妮·德沃夏克更有风韵。
马克·克拉克将军在首映式上致辞：
“这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她为自己的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作出了一种表率，这种表率是我们希望所有美国公民在类似情况下应当履行的义务和理应作出的举动。作为地下抵抗组织的一员，作为一个平民爱国者，她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为这场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行为是我们每个公民为国家事业和保卫自由世界所需付出牺牲和奉献的楷模。当同样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杰出美国妇女的事迹中得到极大的启发。”
战争的硝烟散尽了，历史的尘埃落定了，英雄得到了的表彰，公众的猎奇心理得到了满足。一切都那么美伦美奂，皆大欢喜。
但是，不和谐的因素依然存在。
在克莱尔·菲利浦斯军人遗孀的身份认定问题上，美国政府对她的婚姻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她是在未与曼努埃尔·福恩兹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与约翰·菲利浦斯结婚的，他们的婚姻不合法。由此，克莱尔本应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
战后，美国国会对4位自由勋章获得者（克莱尔·菲利浦斯和玛格丽特·尤金斯基都在其中）提出赔偿议案。其他3位女英雄都获得了国家赔偿，唯独克莱尔的赔偿经参议院、众议院两次提议均未获批准。
克莱尔愤怒了。“高衣袋”再次行动，她向法院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索赔14万美元，用以补偿她为抵抗运动成员提供的活动经费，以及对监狱中美国战俘人道主义救助的各项开支。对于菲律宾抵抗运动期间开办“山茶夜总会”的费用她没有提及，可以理解为那是在战争中对国家的捐赠。
这场官司克莱尔注定没有胜诉的可能。她最大的困扰是“举证不能”，在菲律宾地下抵抗运动留下物证，那无异于是一种自杀行为。即使有过什么可以佐证的物品，也很难在战火中保存下来。在以严密著称的英美法系中，除了她在游击队的上司约翰·布恩的证言有一定效力之外，克莱尔几乎没有能够让法庭采信的证据。而联邦政府手头拥有大量可以动用的人力资源、调查机构和文献档案，可以轻而易举的驳倒原告的一系列举证。
克莱尔一审败诉。联邦政府否认了她在菲律宾抗战中为国家所作了一切工作，声称她除了开办过“楚巴基”俱乐部情况属实之外，其它所有说法均为子虚乌有，并指控她犯有“欺诈罪”和“伪证罪”。法院作出了不利于她的判决。克莱尔不服，提起上诉。
这场旷日持久的“克莱尔·菲利浦斯-克拉维尔夫人诉美国政府案”在1957年7月落下帷幕。上诉法院的判决书采信了美国政府的25项事实陈述，认为克莱尔证词的许多细节显然是不正确的，基本否决了她的赔偿诉求。
不过，在判决书末尾的“推荐”栏里，上诉法院给出了几点意见：
1、被告（联邦政府）称原告“有罪”的说法不成立，应予完全恢复。
2、原告向战俘提供的资金，以及向游击队提供的经费和用品，可以认定的部分价值8500比索（菲律宾货币），折合1349.21美元，建议给予赔偿。
3、在处于紧急情况下，原告的同情和努力是站在我们（美国）这边的。
也许正是这3条意见，使克莱尔感到了一点小小的安慰。
三年后，克莱尔·菲利浦斯-克拉维尔与世长辞，她只活了52岁。
对于她的死，通常的说法是死于脑膜炎。但是，俄勒冈《星期日周刊》的一篇关于菲利斯的文章结尾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死亡原因——犹如她一生经历中的诸多神秘片断一样——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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