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的时候，课业的重压让人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晚自习要上到十点半，我常常十二点钟才到家，书包里背着没写完的卷子。第二天早上六点出头，又被母亲叫醒，我提着母亲备好的饭盒，再去赶七点半的早自习。周末也要上课，一直上到周日下午三点，才算能放小半天的假。这唯一的小半天，我总是在睡觉。
有天周日，我坐着租的面包车从郊区的高中回家。母亲说，去市里逛逛吧，给你买件新衣服。我犹豫了一下，还不算太困，我也想去外面呼吸一下另外的空气，和紧张的教室里不一样的空气。我说，好。
母亲给我买了一件粉色的毛呢外套。颈部系着翻领的白色大毛团，下摆坠着两排镂空的蕾丝花边。我穿着觉得很喜欢。在高中里，好看的衣服有格外深刻的意义。这是除了成绩，唯一能拿来比较的，让人心里舒服的。
提着新衣服，我和母亲往家走。那是在冬天，微微凉，街上没有多少人，天空和城市笼罩在一片雾蒙蒙里。我吐出的哈气很快融在一片雾气里了，只剩围巾上挂着的闪闪的冰茬。隐隐约约，广场中传来巨大的杂音声。我们越走近声音越大，越刺耳。那是种劣质的曲调，音阶被追着赶着往前推，尖锐又混乱。我们走近着，看见一个破衣服老人跪在地上在拉二胡。他身穿一件深色棉袄，头上戴着遮耳大军帽，手上布满被污泥填满的皱纹。他反复只演奏同一句曲调。比起说在演奏音乐，他更像是握紧着拉杆在琴弦上反复推拉，像木匠在奋力锯一块木板。
小的时候，我常跟母亲逛菜市场。杂乱的露天市场，破木板车一个挨一个，立在马路两旁，车上堆着混着泥土的新鲜蔬菜，或者水果。大叔大妈守着木板车叫卖，或者跟手上拎满菜的妇女还价。偶尔路过一辆公共汽车，司机不耐烦地按按喇叭，买菜的人就一团都往木板车上挤，给大车让出一条路。大车碾着烂了的菜叶、碎了的鸡蛋，就那么开过去了。等大车一开走，人们又占满了马路，响起叫卖声、还价声和交谈声。
就在这个市场里，偶尔会有一两个老人，穿着破衣烂鞋，身前摆着破旧缺边的碗。他们跪在木板车与木板车之间难得的空隙里，祈求人们买菜剩下的一张零钱或者几个硬币。当有人把一张一块面值的纸币投进碗里时，他们会像机械一样一动一顿地，将身体往地面贴，头点在被太阳晒软的柏油路上。
每当有这种情景，母亲总是掏出一块钱，塞进我手里。我把钱放在缺边的碗中，看着我面前的人双手并在一起，含糊不清地道谢时，我心里总油然而生一股自诩的快乐。我养成了这种习惯，把零钱施舍给路边乞讨的人。
噪音似的二胡声响彻广场，我冲母亲要了一块钱。我把钱放在他面前的盒子里，又感到了那股自诩的快乐，那拉锯一样的二胡声仿佛也能欣赏起来了。老人哑着嗓子冲我说了什么。我以为是道谢，正向他微笑点头之际，他突然冲我大喊起来。他扯着粗犷沙哑地嗓子冲我喊着。我把头凑向他，仔细分辨他的字句。他又喊了两三遍，我终于弄清他说的是什么了。他说，再给我一块。他杂草一样的胡子上下抖动着，他手里的琴杆还不停推拉着。我看见盒子里一张五块，一张十块的纸币醒目地张开，把冬日尖锐的光线悉数刺进我眼睛里。拉锯一样的二胡声突然刺耳起来，我听到自己心里某种东西被刺破的声音。像不堪忍受这糟糕又敷衍的曲调般，我快步转身离开了。我突然觉得很困。
和母亲回家的路上，我的眼皮使劲向下耸拉着，仿佛几个月积累的困倦一起都放出来了，我困得睁不开眼睛。回家以后我立刻躺倒在床上，新的粉色的外套被扔在椅子上，我把头埋在被子里不说一句话。母亲微微地叹气说，早知道你这么困，就不带你逛街了。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每当我走在路上，看见路边跪在地上，衣衫褴褛的乞讨的人，那刺耳的二胡声就在我脑海里响起来。那同一句曲调反复重复着，那杂乱的胡须随着张合的嘴上下抖动着。每当这时，我总是低下头，快步走过去。在我背后，那被奋力扯起的沙哑的嗓子仿佛在冲我喊着，再给我一块，再给我一块。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给过他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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