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彩礼，历史悠久，绵延至今，是婚礼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女方家长想拴住男方的一根理想化的绳索，可事与愿违，如今社会上高额的彩礼已变成了母女反目、夫妻成仇的导火索。
小时候在乡村最喜欢看人家结婚，那真是满满的仪式感，不仅能看到漂亮的新娘，还能抢到香甜的喜糖。80年代中，全县只有县衙有一辆小轿车，农村人办什么事都是靠两条腿。迎亲路上，你会看到，两面红旗迎风飘扬，队伍浩浩荡荡，前呼后拥，有人抬着沉甸甸的漆红木箱，有人挑着鲜艳的双喜棉被，有人提着崭新的脸盆和热水瓶，有人用板车推着最新款的缝纫机和二八大杠。队伍过后，在乡村的土路上，留下了一串串长长的脚印，连接着新娘的娘家和夫家，让新娘从此多了一处牵挂；90年代中，迎亲的队伍已坐上了手扶拖拉机（此时，这种拖拉机已是乡村的主要交通工具，农忙时运粮草，农闲时运建材），摇把一摇，马达声突突突的响，唤醒了沉睡的大山，惊落了树上的山鸟，锣鼓声铿锵有力，随行彩礼琳琅满目，有凤凰牌女式自行车，有熊猫牌黑白电视机，还有义乌产的“高档皮箱”；本世纪00年代中，不知从哪年开始的，婚礼被简化的还不如小孩子过家家，有点像菜市场的买卖。双方媒人坐在一起，谈成一个具体的数字，在规定的时间，男女双方的亲戚被邀请一起吃个订婚宴，做个见证，宴席后男方把一捆一捆的钞票，用红纸包着给到女方的家长，男方交钱，女方交人，正式的婚宴成了多此一举，买嫁妆已陈年旧事，从那日起两个陌生的男女合二为一，生儿育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方水土中，你我他都在约定俗成的规矩里博弈，有的顺从，有的反对，有的阳奉阴违。2004年冬，妹妹21岁，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通过堂叔介绍，认识了临乡一个深山里的小伙子，也就是现在的妹夫，小伙子善于木工，也算是有一门手艺，至少不会饿死；妹夫的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凑合着算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的修养应该不会有问题；妹夫和妹妹当时都在义乌打工，结婚后也不影响工作和生儿育女。那时父亲不在，我刚大学毕业，社会经验为零，所以妹妹的婚姻大事，全由母亲做主。母亲非常认可妹夫这个小伙子，双方家庭就互派媒人商议，最后确定礼金三万二，妹夫的父亲也只是一个小学教员，母亲务农，妹夫仨姊妹吃喝拉撒，一家人日常用度不少，生活也是过得紧张而又拮据，亲家翁承诺先付两万二（我们那里的习俗，无论是给孩子的压岁钱，还是礼金统统都要带个尾数，也是讨个吉利），一年后再付一万（后来被母亲免了），母亲无异议，我自然欣然同意。就这样双方选了一个黄道吉日，邀请双方的亲戚在春节前一起吃了订婚宴，母亲收了男方的彩礼，这桩婚事就算最终确定。2004年，那是妹妹在家里过的最后一个年，吃完中午的年饭（又是老家的风俗，我们是大年三十中午吃年饭，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年），妹妹就被妹夫接走了，从此合二为一，相夫教子。
2009年，我建议妹夫在县城买房，县城的教育肯定要好于山里的学校，事实也是如此，过去的十年，很多山里人不惜一切代价在县城买房。据亲家翁说，山里的那座学校，今天只有100来个娃，十年前多的时候有五百多。2010年，妹夫和妹妹看中了县城的一处楼盘，手上还差一万多，母亲把妹夫的彩礼钱二万二全部归还，还贴补了一点，当然我也尽了一点微薄之力。母亲真的很伟大，在去世前的遗言里，特别叮嘱我，她攒下的八万余元，我和妹妹一分为二。这是十五年来，妹夫和妹妹孝敬母亲的直接报答。女婿如若把丈人和丈母娘当自己的亲生父母侍奉，丈人和丈母娘又何尝不会把女婿当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疼爱。
2006年5月2日星期二，我的结婚纪念日，我只给了丈母娘8000元的酒席钱，就把老婆大人娶到手了，如今我们过得很幸福，有房有车钱够用，夫妻恩爱儿孝顺。如果当初丈母娘硬是要个十万八万的彩礼钱，也无可厚非。当时我的老家，有些嫁女的家庭，已经有人收到的礼金超过十万了，今天这个数听说已涨到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丈母娘当初真的那么做了，意味着我要借七八万。结婚前几年，父亲住院，我大学学费，家底基本掏空，2005年我开始上班，月薪1200元。如果真是那样，借款七八万，得向多少人低头，我今天都不敢想，但我相信日子一定会过得相当痛苦，新婚生活一定会相当压抑。这些钱至少需要五六年才能还清，也许就错过了2009年买房的最佳时间，如果是那样，也许我今天还在到处租房，你说拖家带口的，这样的日子能幸福吗。我真心感谢我的丈母娘，在我的心里，丈母娘就是我的亲妈。
如今，零彩礼的婚礼在我们的身边已开始零星上演，虽然力量薄弱，还仅限部分开明人士，但我相信，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因为它完全符合年轻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完全符合父母希望子女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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