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作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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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作业本

那年我十岁，我在我的故乡苏北平原的蒲场村小学读三年级。那个时候我虽然年龄还很幼小，但已经有一个姓夏的老师说我读书很认真了。

我那时读书确凿很认真，一本老三篇被我读得滚瓜烂熟。老三篇就是伟人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尽管那个时候语文考试就考老三篇，考不出时也可以翻开书照抄一遍。我可没有说这是因为张铁生交白卷席卷大江南北，开卷考试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们默写错了最高指示，老师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因此默写不出非抄书不可。当然了，亲爱的读者，你可不要把我们当年开卷考试跟现在的教授抄袭论文相比较，我们跟抄文教授是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

但我考别的科目我可以自我允许去翻书，我考默写老三篇中任一篇皆不翻书照抄。俗话说幼学如漆，我读老三篇翻过来覆过去地不知读了多少个n遍了，那真是都镌刻在我的心田上了。

那个时候我母亲下田劳动，都被队里的伟人思想宣传员拦着要求其背伟人语录，能够把伟人的一条语录流利如下雨地背诵出来，这一天就会加五分工，那时一分工两分钱，不要小瞧了这两分钱，大概能值到现在的两元钱，可能还不止。

那天活该我母亲吉星高照，星期天我缠着我母亲下田，刚到村口就被宣传员拦了下来。我母亲当时也不知会不会背，但她就是不背，她不但不背，她还把我推向前面了。

我听她说:“哇，宣传员同志，不是我不背，而是像这段伟人的最高指示，我儿子都会背，他的母亲我就更会背了。”

宣传员不信，他让母亲叫我背三段，如果能背出来，每一段都给母亲加五分工，如果背不出，就要罚母亲五分工，三段皆背不出，母亲这天就算白干，算是为人民公.社义务劳动一天吧。

宣传员问母亲敢不敢赌一把，母亲说敢，咋不敢呢？背诵伟人语录也是执行最高指示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母亲教我背，她知道宣传员考来考去都不会超越老三篇，她的儿子都能把老三篇倒背如流，还愁背不出来吗？

母亲胸有成竹，我也当仁不让，我在宣传员面前，他起一个头，我就开始背底下的，背到最后，他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了。我还要再接着往下背时，宣传员开始求我了，他说:“我的小祖宗，你不要再背了，你再背就把今天给人家的工分全背走了。”哈哈，那时，我一背成名，赢得了宣传伟人思想的先进儿童的光荣称号。

按说像我这样的先进儿童在学校里不应被歧视，但有一个教我们算术的老师偏偏就看不惯我。岂但看不惯我，他还说我手脚不老实，生活作风有问题。他才有问题，甭看他长得国字脸一样，他借我爸画像的工具至今未还。

这个生活作风有问题，如果用在成年人头上，男的就是腐化堕落，女的就是生活靡烂搞破鞋，这都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些特殊的人私造出来的特殊的术语，他们确凿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他们太厉害了。

如果这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话落到哪个成年人身上，那么肯定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轩然大波没商量。那个老师却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让我一个男孩子脸往哪儿搁？不过，他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却是有缘故的！

我前边说了，他教我们算术，算术就是数学，那个时候的小学算术不叫数学，就像那个时候是单星期天，不像现在是双休日一样。他不仅教我们算术，他还教耕读班的语文。那时教耕读班的有两个人。

耕读班就是夜读班，是那个时候的兴化县唐刘公社蒲场大队成立的一个扫盲班，扫盲班的学生大多数是那些没上学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白天要下田耕作劳动，晚上要来读书学习，因此这个扫盲的夜读班就叫耕读班，耕读班的教室就在蒲场小学的一间教室里。

现在这种耕读班没有了，那个年代，这种耕读班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个农村到处都有。那个年代，全国农村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那时跟耕读班一样很有名气的还有农村里出现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并不是真的赤脚，而是广大的贫下中农这样称自己的乡村医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医生才跟自己贴心。

有一天早晨，他气急败坏地跑到我们三年级教室里。那时我们的教室比我们各人家的房子好多了，那是一幢青砖青瓦房，别的年级也有。

所有的房子加上中间的一片广场，组成了一个大的四合院，北边一条长龙有三幢正房，南边一条长龙有三幢厢房，南边的南厢房前边还有一个东西呈长方形的小广场，小广场中间有一棵皂桷树，小广场的东西和南边当然也跟大四合院一样砌了院围墙。

这所四合院的主人，他的名字叫姜汉山，他是蒲场村的一个大地.主，一九四八年蒲场村解放的那一年，他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他更不能回来了。有人说他跑到台湾去了，谁知道呢，又没有哪个亲眼看见他跑到台湾。

哈哈，他肩不能扛背也不能背走的这所四合院房子，就成为蒲场人民的儿女上学读书的地方。如果他知道当初他绞尽脑汁地剥削压迫蒲场人民，好不容易地建成这所有好多幢青砖青瓦房的四合院，最后却成为了蒲场人民的儿女的学校，他肯定会活活地气得呕血三升而死。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还说这个教我们算术的他。他到了我们教室里，像《红岩》上的徐鹏飞，威风凛凛地走到教室黑板前面的讲台边。

他很威严地扫视了一下我们，接着怀着如丧考妣的无比沉痛的心情对我们说:“昨晚，昨天晚上，我们唐刘公.社蒲场小学发生了一起特大案件，一起特大案件哪！”他用手指竭力猛敲着讲台，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

我们面面相觑，我们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看到他那微俯着头、一副痛苦得要悲伤流泪的样子，真正地很心疼他。我们那时都是十岁左右嘛，怀揣的都是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师如此悲痛不已，我们当然都心疼他了。

我们还没心疼够他呢，他猛地一甩乌油油的黑发，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样，在我们这些学童面前摆了一个很漂亮的亮相，然后他掷地作金石声地对我们说:“同学们哪，昨晚有人从学校办公室的后窗爬了进来，竟然把耕读班上的一个叫姜荷英的作业本偷走了。现在我来查一查，我看一看，哪个脸红，就是他偷的，不脸红，他就没偷。”

他真正地比过去的包文正还厉害啊，包文正那样会办案，还需要仔细侦查和推敲，他不要这样费心。他只要朝人家脸上看一看，他就知道谁是偷作业本的小偷。

不过，他的这种破案术对别人可能都没用，但对我太能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脸嫩，很敏感，听不得偷啊盗的，一听这些脸就红，好像偷的人不是偷的，倒是我偷的，更何况现在老师说哪个脸红的就是哪个偷的。我没来由地脸红了，不仅如此，我仿佛看见老师已经瞧出名堂三了，我的心就止不住地扑咚扑咚地跳了起来。

尽管后来长大了有人告诉我那是我心理承受能力太脆弱，没见过大世面，多少人大风大浪都经过了，也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心不跳，而我针尖大的事也会让我倏地脸红心跳，不阴沟里翻船才怪。

我越是担心他看出我脸红，就越是让他看见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怕什么来什么。他看到我脸红了，他说:“好了，我知道是谁了。同学们哪，我们要警惕啊，有些人不要自以为他会背伟人语录最高指示，其实他手脚不老实，生活作风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受了家庭的影响，想想吧，一个有着资本家外公的家庭，还能出来什么样的好子孙！”

如果他光说会背伟人语录的人，我还不会对他耿耿于怀，关键的是他说资本家外公，全班同学，除了我，还有谁会有资本家外公呢？

我也不知当时我为何没有跟他争辩，我只知道流泪淌鼻涕。我的脸红已经让他把我列为嫌疑犯了，我的汹涌澎湃的泪水就更加坐实了我是一个偷一本作业本的小偷。

我应该面对他的责疑不脸红的，因为对一本当时姜荷英视为价格不菲的作业本，我实在是等闲视之的。

那个时候我老爸在蒲场村当粮食保管员，我晚上就跟老爸睡在他看守粮库的门房里。

我老爸在看守粮库之余，他还是蒲场大队伟人思想文娱宣传队的业余导演。他在给当时蒲场里知名人士姜怀玉领导的宣传队导演之余，他还给宣传队唱戏时要用的布景画布景，我老爸会绘画，而且画艺还真不错，当时属于民间的美术高手。

我就是那时跟老爸学绘画的。那时我老爸有蒲场大队给的一笔经费，专门给他画布景买油画颜料和纸张以及画布景的油画画布。

我老爸买来的白光菱纸是用来画布景打一下草稿的，但他后来画那些山水和田园风景什么的，他画得眼睛就算闭上了都能画得出来，他那些白光菱纸就不用了，都有二十多张，一张纸五分钱，二十多张就是一块多钱。

我把这些纸裁好，钉成了一本厚厚的白纸本，专门在上边画素描和临摹画家的作品。

我记得那时我最喜欢画伟人像，那时伟人画像家家都有，到处都是，我们胸前还戴着伟人像章。我就像背老三篇一样反复临摹，再加上老爸从旁指导，我把伟人像画到了栩栩如生的境界，有时不要看伟人像，我都能把伟人像默画出来。

当时我姐姐的爸爸姜泓当蒲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有一天可能是怕我把伟人肖像画得不像，会影响我老爸的政.治声誉，他特地跑到我老爸的宿舍里看我画，当我画出来后，他都啧啧称赞不已。

我手上既然每年都有这一大本白纸本，我怎么会去觊觎姜荷英的那一本薄薄的作业本？而且还要我从学校老师办公室的后窗翻进去，后窗那么高，对于一个还只有十岁的我来说，无疑比上青天还要难。

耕读班的作业本我看见过的，因为我有一个表姐也在耕读班，她有一天有一个字，就是伟人的一个字，她老是跟度相混淆，她问我怎么写，我把两个字都写给她了。我看见过她的作业本，都是横格子，而我们三年级的是田字格子，我要她们的那种作业本有何用处？

所有的这些我不会偷姜荷英的作业本的理由，我都没有说出来。但我也就纳了闷了，他怎么就这样武断地认为我偷了姜荷英的作业本呢？那本作业本才值五分钱，是我的一张白光菱纸的价格。

这件事已过去好多年了，我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的好多事都忘了，唯独这件事就像镌刻在我心田上一样，至今还是不能忘记。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我不是偷一本作业本的小偷，同时我也想对当年我的一位小学老师说，您戕害了一个儿童的心灵，给他的伤害有多深，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