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作业本

那年我十岁，我在我的故乡苏北平原的蒲场村小学读三年级。那个时候我虽然年龄还很幼小，但已经有一个姓夏的老师说我读书很认真了。

我那时读书确凿很认真，一本老三篇被我读得滚瓜烂熟。老三篇就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尽管那个时候语文考试就考老三篇，考不出时也可以翻开书照抄一遍。我可没有说这是因为张铁生交白卷席卷大江南北，开卷考试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们默写错了最高指示，老师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因此默写不出非抄书不可。当然了，亲爱的读者，你可不要把我们当年开卷考试跟现在的教授抄袭论文相比较，我们跟抄文教授是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

但我考别的科目我可以自我允许去翻书，我考默写老三篇中任一篇皆不翻书照抄。俗话说幼学如漆，我读老三篇翻过来覆过去地不知读了多少个n遍了，那真是都镌刻在我的心田上了。

那个时候我母亲下田劳动，都被队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拦着要求其背毛主席语录，能够把毛主席的一条语录流利如下雨地背诵出来，这一天就会加五分工，那时一分工两分钱，不要小瞧了这两分钱，大概能值到现在的两元钱，可能还不止。

那天活该我母亲吉星高照，星期天我缠着我母亲下田，刚到村口就被宣传员拦了下来。我母亲当时也不知会不会背，但她就是不背，她不但不背，她还把我推向前面了。

我听她说:“哇，宣传员同志，不是我不背，而是像这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我儿子都会背，他的母亲我就更会背了。”

宣传员不信，他让母亲叫我背三段，如果能背出来，每一段都给母亲加五分工，如果背不出，就要罚母亲五分工，三段皆背不出，母亲这天就算白干，算是为人民公社义务劳动一天吧。

宣传员问母亲敢不敢赌一把，母亲说敢，咋不敢呢？背诵毛主席语录也是执行最高指示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母亲教我背，她知道宣传员考来考去都不会超越老三篇，她的儿子都能把老三篇倒背如流，还愁背不出来吗？

母亲胸有成竹，我也当仁不让，我在宣传员面前，他起一个头，我就开始背底下的，背到最后，他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了。我还要再接着往下背时，宣传员开始求我了，他说:“我的小祖宗，你不要再背了，你再背就把今天给人家的工分全背走了。”哈哈，那时，我一背成名，赢得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儿童的光荣称号。

按说像我这样的先进儿童在学校里不应被歧视，但有一个教我们算术的老师偏偏就看不惯我。岂但看不惯我，他还说我手脚不老实，生活作风有问题。

这个生活作风有问题，如果用在成年人头上，男的就是腐化堕落，女的就是生活靡烂搞破鞋，这都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些特殊的人私造出来的特殊的术语，他们确凿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他们太厉害了。

如果这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话落到哪个成年人身上，那么肯定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轩然大波没商量。那个老师却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让我一个男孩子脸往哪儿搁？不过，他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却是有缘故的！

我前边说了，他教我们算术，算术就是数学，那个时候的小学算术就叫数学，就像那个时候是单星期天，不像现在是双休日一样。他不仅教我们算术，他还教耕读班的语文。

耕读班就是夜读班，是那个时候的兴化县唐刘公社蒲场大队成立的一个扫盲班，扫盲班的学生大多数是那些没上学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白天要下田耕作劳动，晚上要来读书学习，因此这个扫盲的夜读班就叫耕读班，耕读班的教室就在蒲场小学的一间教室里。

现在这种耕读班没有了，那个年代，这种耕读班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个农村到处都有。那个年代，全国农村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那时跟耕读班一样很有名气的还有农村里出现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并不是真的赤脚，而是广大的贫下中农这样称自己的乡村医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医生才跟自己贴心。

有一天早晨，他气急败坏地跑到我们三年级教室里。那时我们的教室比我们各人家的房子好多了，那是一幢青砖青瓦房，别的年级也有。

所有的房子加上中间的一片广场，组成了一个大的四合院，北边一条长龙有三幢正房，南边一条长龙有三幢厢房，南边的南厢房前边还有一个东西呈长方形的小广场，小广场中间有一棵皂桷树，小广场的东西和南边当然也跟大四合院一样砌了院围墙。

这所四合院的主人，他的名字叫姜汉山，他是蒲场村的一个大地主，一九四八年蒲场村解放的那一年，他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他更不能回来了。有人说他跑到台湾去了，谁知道呢，又没有哪个亲眼看见他跑到台湾。

哈哈，他肩不能扛背也不能背走的这所四合院房子就成为蒲场人民的儿女上学读书的地方。如果他知道当初他绞尽脑汁地剥削压迫蒲场人民，好不容易地建成这所有好多幢青砖青瓦房的四合院，最后却成为了蒲场人民的儿女的学校，他肯定会活活地气得呕血三升而死。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还说这个教我们算术的他。他到了我们教室里，像《红岩》上的徐鹏飞威风凛凛地走到教室黑板前面的讲台边。

他很威严地扫视了一下我们，接着怀着如丧考妣的无比沉痛的心情对我们说:“昨晚，昨天晚上，我们唐刘公社蒲场小学发生了一起特大案件，一起特大案件哪！”他用手指竭力猛敲着讲台，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

我们面面相觑，我们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看到他那微俯着头、一副痛苦得要悲伤流泪的样子，真正地很心疼他。我们那时都是十岁左右嘛，怀揣的都是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师如此悲痛不已，我们当然都心疼他了。

我们还没心疼够他呢，他猛地一甩乌油油的黑发，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样，在我们这些学童面前摆了一个很漂亮的亮相，然后他掷地作金石声地对我们说:“同学们哪，昨晚有人从学校办公室的后窗爬了进来，竟然把耕读班上的一个叫姜荷英的作业本偷走了。现在我来查一查，我看一看，哪个脸红，就是他偷的，不脸红，他就没偷。”

他真正地比过去的包文正还厉害啊，包文正那样会办案，还需要仔细侦查和推敲，他不要这样费心。他只要朝人家脸上看一看，他就知道谁是偷作业本的小偷。

不过，他的这种破案术对别人可能都没用，但对我太能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脸嫩，很敏感，听不得偷啊盗的，一听这些脸就红，好像偷的人不是偷的，倒是我偷的，更何况现在老师说哪个脸红的就是哪个偷的。我没来由地脸红了，不仅如此，我仿佛看见老师已经瞧出名堂三了，我的心就止不住地扑咚扑咚地跳了起来。

尽管后来长大了有人告诉我那是我心理承受能力太脆弱，没见过大世面，多少人大风大浪都经过了，也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心不跳，而我针尖大的事也会让我倏地脸红心跳，不阴沟里翻船才怪。

我越是担心他看出我脸红，就越是让他看见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怕什么来什么。他看到我脸红了，他说:“好了，我知道是谁了。同学们哪，我们要警惕啊，有些人不要自以为他会背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其实他手脚不老实，生活作风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受了家庭的影响，想想吧，一个有着资本家外公的家庭，还能出来什么样的好子孙！”

如果他光说会背毛主席语录的人，我还不会对他耿耿于怀，关键的是他说资本家外公，全班同学，除了我，还有谁会有资本家外公呢？

我也不知当时我为何没有跟他争辩，我只知道流泪淌鼻涕。我的脸红已经让他把我列为嫌疑犯了，我的汹涌澎湃的泪水就更加坐实了我是一个偷一本作业本的小偷。

我应该面对他的责疑不脸红的，因为对一本当时姜荷英视为价格不菲的作业本，我实在是等闲视之的。

那个时候我老爸在蒲场村当粮食保管员，我晚上就跟老爸睡在他看守粮库的门房里。

我老爸在看守粮库之余，他还是蒲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娱宣传队的业余导演。他在给当时蒲场里知名人士姜怀玉领导的宣传队导演之余，他还给宣传队唱戏时要用的布景画布景，我老爸会绘画，而且画艺还真不错，当时属于民间的美术高手。

我就是那时跟老爸学绘画的。那时我老爸有蒲场大队给的一笔经费，专门给他画布景买油画颜料和纸张以及画布景的油画画布。

我老爸买来的白光菱纸是用来画布景打一下草稿的，但他后来画那些山水和田园风景什么的，他画得眼睛就算闭上了都能画得出来，他那些白光菱纸就不用了，都有二十多张，一张纸五分钱，二十多张就是一块多钱。

我把这些纸裁好，钉成了一本厚厚的白纸本，专门在上边画素描和临摹画家的作品。

我记得那时我最喜欢画毛主席像，那时毛主席画像家家都有，到处都是，我们胸前还戴着毛主席像章。我就像背老三篇一样反复临摹，再加上老爸从旁指导，我把毛主席像画到了栩栩如生的境界，有时不要看毛主席像，我都能把毛主席像默画出来。

当时我姐姐的爸爸姜泓当蒲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有一天可能是怕我把毛主席肖像画得不像，会影响我老爸的政治声誉，他特地跑到我老爸的宿舍里看我画，当我画出来后，他都啧啧称赞不已。

我手上既然每年都有这一大本白纸本，我怎么去觊觎姜荷英的那一本薄薄的作业本？而且还要我从学校老师办公室的后窗翻进去，后窗那么高，对于一个还只有十岁的我来说，无疑比上青天还要难。

耕读班的作业本我看见过的，因为我有一个表姐也在耕读班，她有一天有一个字，就是毛主席的席，她老是跟度相混淆，她问我怎么写，我把两个字都写给她了。我看见过她的作业本，都是横格子，而我们三年级的是田字格子，我要她们的那种作业本有何用处？

所有的这些我不会偷姜荷英的作业本的理由，我都没有说出来。但我也就纳了闷了，他怎么就这样武断地认为我偷了姜荷英的作业本呢？那本作业本才值五分钱，是我的一张白光菱纸的价格。

这件事已过去好多年了，我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的好多事都忘了，唯独这件事就像镌刻在我心田上一样，至今还是不能忘记。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我不是偷一本作业本的小偷，同时我也想对当年的我的一位小学老师说，您戕害了一个儿童的心灵，给他的伤害有多深，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