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野蔻
2001年，每周除了在石飞配电室值两天班，其余时间开始在表哥店里兼职。兼职的日子，我早上从宿舍去太和，晚上从太和回宿舍，来回骑自行车。早晚穿行在滚滚人流中，有种脚踏实地的真切。
单身宿舍的兄弟们一致认为我好书，但床头那堆书直到离开石飞，顶多也就看完了一半。尽管如此，对买书的兴趣却不弱。每当发现好书，若不能据为己有，觉都睡不好。就像女人遇见了合适自己的好看衣服，不买会惦记得难受。
友谊北大街与西三庄街之间的铁路桥下有家旧书摊。得益于非机动车道外的砖路较宽，又不用看沿街门市脸色，时常能摆出一米多宽近十米长的书来。旧书摊上总是似有若无地散发着好闻的霉味。所卖的书从英汉大辞典到中小学课本，从周易八卦奇门遁甲到母猪的饲养和西红柿的种植，从古龙金庸梁羽生到铁凝池莉贾平凹，还有大量书页泛黄的文学杂志。
书摊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个头不高，干瘦，短发浓密苍灰。他总是远远坐在靠基墙放着的深红色旧三轮摩托的座上，一手拎瓶白酒，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时不时捻着花生米。他把花生米捻出来不是送进嘴里，而是从下往上朝嘴里扔。扔一个，头上下一点，细嚼慢咽的。差不多喝上三口酒，才吃一个花生米。不像是花生米就酒，倒向是酒来就它的。他就那么自顾自的吃喝，书摊瞧都不瞧一眼。可他越这样，看书人反倒越自觉，轻拿轻放的，好像不这样配不上买书的行为，不匹配老板仙风道骨的散淡似的。
一个初秋的傍晚，我站在夕阳的余晖里，用刚买的二手英显飞利浦手机给一个姑娘打电话，只因看中的三本书差十块钱。没想到的是，居然来了两女两男四辆自行车。接电话的姑娘把钱给我的时候，眼神与我一闪而过，似为在外人面前掩饰什么。她脸颊红扑扑，小巧的鼻尖上沁着细汗。她的形容让我此前略有平复的心情不免又泛起一阵酸涩。
另一个姑娘斥道，我以为啥事，搞了半天就为买本破书，一个电话把你姐给叫过来？！镜片后的眼睛透着气不过的愤然。你姐在水上公园租的船刚离岸就被你一个电话叫了来，票钱你赔啊？她的眼镜跟去年游古寺时式样有变，脸型显小。尽管我心里有点阴暗任性的快感，脸上还是烧起来。接电话的姑娘过来拽她，怪她夸张，说，船一会还可以坐的。那俩小子，我始终视而不见，也就猜不出哪个是那个人。
来给我送钱的姑娘叫田蕾。两年前的冬天，我与她相识在一个成人高考培训班上。
那天是开课的第一天。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却没料到自行车会出问题，临出门才看见车胎瘪了。我满楼道喊着借车，气喘嘘嘘赶到学校时还是迟到了。
身穿绿色军大衣的我一推教室的门，半屋子人和坐在讲台的老师齐刷刷地看了过来。那时候羽绒服已经普遍，又瘦又高的我披着军大衣的样子像个刚进城的土包子。我的脸和脖子唰地烫了起来。讲台上是一个又胖又秃，面相随和的老头，鼻梁上架一副花镜。老头和蔼一笑，用从眼镜上方瞄过来的目光向我指了一个第一排的空位，说坐吧。我低着头快步走到桌旁，刚要坐时，同桌的姑娘忽然从桌兜里抽出块抹布在椅子上抹了一下，又把桌上的书本向自己的方向撤了一撤。她始终没有看我，举动却令我觉得温暖。我不敢看她，却忍不住用余光确认了她的一些特点，皮肤白皙，嘴唇红润，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用紫色棉辫花绾着一支不长的独辫。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城市姑娘接触。后面连着两次的课，我们都坐在一个桌上。直到第四次，有个戴眼镜的胖姑娘坐了她旁边。我才发现，培训班就没划定谁坐哪，爱坐哪坐哪。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下课后推车刚出了学校门口，我那辆破车车链子又断了。身后走来的她见状停下问我，听了原因俏皮一笑，叫我跟着她走。她家离得近，上课多是步行。我推车跟她过了和平路，穿过地道桥，一路向北。俩人从桥下爬上来一拐弯，她说了句，果然。原来路口有个修车摊，只是人早已下班。她嘴角挂着一丝浅淡的无奈笑意，回身招呼我，走吧，便继续向前，像是对这个不巧早有预判。于是，我一直跟她走到她家楼下，换上她的车子骑了回去。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开始被一种莫名躁动的情绪折磨。她的容颜，走路时的婀娜形容，以及说话时声音里的温柔和善良不断在我脑海盘旋。我上班时发呆，上课时心事浮动，胡思乱想，老师讲的课十成往往听不进三成。
我忍不住想要知道她更多。那之后，下了课，我常会等她过了十字路口，独自一人时，紧骑过去再下车推着陪她一起回家。一开始，她总是催我早回，次数多了，对我厚脸皮的行为也只能无话可说。
那时冬天，石门风多。有天夜里，风刮得很大，上课时有尖锐的呼啸声透窗而入，让人担心院里的旗杆会不会倒掉。课后，我一路尾随，过了和平路才出现她身前。她戴着一个红蓝相间的毛线帽，黑色半大羽绒服，玫红色围脖，低着头，戴着皮手套的双手举着书本，在风和视线间来回切换着。我的出现没有让她特别奇怪。也许是因为风大，她什么都没说，专注向前的眼神里只闪过一丝突然，便任由我在身前，面对面地撑开军大衣的衣襟。她向前，我向后。她拉住我的衣襟，问，车子呢？我看出了她的口型，回答说，先送你。她收回手，不无疑虑地提示我，会锁门的。她说的是机场路小学的校门。我只看着她的眼睛笑。没走了多远，她突然拉住我的手。我知道是到了下地道桥的台阶。于是，她自然地放了手，我回过身走在她的身前。那是我和她第一次肢体接触，尽管戴着手套。风穿过我乌黑浓密的头发，发出咻咻的声响，掩盖了胸腔里剧烈的心跳。
第二年，她考上了电大，我没有。但这并未中断我们的联系，只是见面的机会不如原来。我一有空，就厚着脸皮去等她下班，只为和她一起在联盟路的白杨树下骑行一段。那段时光，我们曾经并肩坐在民心河边讲各自成长的故事。华灯初上时，也曾在路边小店喝着啤酒，看着窗外飘落的雨丝畅谈人生，她谈起上学时的情感经历，我说到对文学的追求。我邀请她和她的同学来我的老家参观大佛寺，天宁寺，并一起登上凌霄塔。我在凌霄塔最高层用景不徙的典故表述古迹的意义，吓得她在我背上一通敲打，怪我用鬼故事吓唬她。
所有细节组成的这种情势，一度令我迷离，惶惑。事实上，胆怯自卑和熄不灭的心火一开始就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我。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技校毕业，在工厂配电室当电工的毛头小子来说，我既清醒又发烧，感觉心头时常涌动着岩浆。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站在她面前时却始终鼓不起勇气。终于，我克制不住把许多既幼稚又滚烫的话写在纸上寄给了她，心里却做了最坏打算。谁想等了多日，竟无任何反应。她什么都没说，就跟没有这事一样。让我差点以为信没寄到。然而，我毕竟能给自己找到解释。不说，本身便是态度。不置可否，便是并未完全否决。对一个面对面说着话，还会想她的人来说，理性绝对是稀缺品。
尽管我知道这样的含混不是长久之计，一时却也不敢再轻举妄动。就这样，直到2001年秋天，去帮她搬家。我才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她的那个曾一起游览过古寺的同学要来这边区里租住，要她去作伴。搬家那天除我以外还有个小伙。东西并不多，且就在一个大院里，只是从3号楼搬到6号楼的事，两处一个房东。两张单人床，一张饭桌。这边三楼，那边五楼。俩姑娘各自拿些简单行李。我跟那个小伙，来回上下几趟，后脖颈子还冒出了几缕似有若无的白汽。我很高兴她让我出现在她的圈子里。这种有生活气息的亲近让我享受，跑腿的辛苦几乎成了清爽的水果糖。我心里甚至又生出几分柳暗花明的遐想。
晚上吃饭，那个小伙喝酒。她要给我倒，我还没做好在她面前随性的准备，没有伸杯去接，和她俩一样只喝茶水。小馆不大，几乎看不到空桌，菜肴也很得味。那小伙兀自喝了一杯白酒，脸有些微红，又倒满一杯后，看了我一眼，佯装抱怨，田姐，你放着姐夫不用，是怕把他累着吗？她面色如常地说，没有，他今天上班呢。一边说，一边把一块红烧带鱼夹到我的餐碟里。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看向我，就像我真是她的亲兄弟或亲姐妹。小馆内的温度很高，我的脸和脖子瞬间开始发热，贴身秋衣很快湿了。
我的确说过把她当姐姐的话，但她有了男朋友的事，我却一无所知。搬家当劳力不算什么。可这个信息令到我一直以来暗示给自己的身份定位登时瓦解，继而感到了一种被轻慢的侮辱。
后来，我就喝了酒，除了火辣再也吃不出别的滋味。饭后，胸口堵闷的我让她送。她感受到了我有话要说，路过家路口时，并未放缓脚步。就这样，一直走到那条路尽头的一个路灯底下。我把车子支好后，心乱如麻。
成考辅导班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次，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她和我就站在那个路灯下天南海北地聊。那样的冬夜里，九点半下课后，有几次都被我耗到了快11点。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了，碎步挪过来，一拳捶在我胸口，抱怨道，快回去吧，我脚都麻了，又不是见不着了！我却顺手抓住了她的手腕，黑暗中静静地盯着她的脸，问，那我以后管你叫姐行吗？她没回答，缓慢而执拗地挣出了手，仍嘱咐我回去注意安全。
差不多有三分钟，我终于回过身来，问，田蕾，那些信你收到了吗？尽管我让自己的声音轻到有些颤抖，但我自己仍能听到借着酒胆说出来的话里，透着的懦弱和歇斯底里的烦躁。她没有丝毫慌乱，注视着我的神情中既有一如既往的沉稳包容，又有一丝着意掩饰的怜悯和心疼。她微微点了点头，向前一步，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说，如果你愿意，我做你一辈子的姐姐。
天知道，那晚的她声音有多温柔，我的心就有多空。我突然意识到，一个身份卑微还不求上进的毛头小子，在一个不忍点破的善良姑娘面前，这番表演是有多么滑稽可笑。厚颜无耻莫过于此。也就在那一刻，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把自己证明给她。我要当面送给她一本书，书里写着我们今天的故事。以此证明，我愿用一生的努力换取穿越时空的勇敢表达！
半个月后，我站在和平西路夕阳的余晖里，因为三本旧书差十块钱，想都没想就拨了她的号码。
2001年元宵节晚上，我骑车穿过弥漫着爆竹硝烟的小街，路过她家小区门口，一直走到那条胡同的尽头。那里横亘着被干草和灌木掩映的石太铁路。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曾在她的带领下，为抄近路，从铁路上穿过。我坐在一块回身可以看见她卧室窗口的石头上，想象着她正立在窗口，觉得自己的心既像被什么充的满满的，又像是空无一物。我在那里坐了不知道多久，直到屁股失去知觉。回去的路，我无意识的从以前常走的路，走向曾经的补习班所在地，机场路小学。然后顺着和平路返回宿舍。路过地道桥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卖书人居然在。书摊上竟也还有一个穿工作服的中年男人在蹲着翻看。我支上车凑过来，打趣道，年都没过完就开干了？卖书人对瓶仰了一口酒，见是我，神色散淡信口道，人到中年不如狗，堪堪皆为稻粮谋。可笑少年多壮志，手中无钱万事休！正蹲着翻书的男人听得一愣，晃晃悠悠立起身来，颇有韵味的来了一个叫板——苦哇。之后晃着头发稀疏的脑袋和略显醉意臃肿的身躯，推车走了。卖书人复又沉默吃酒。
远处不时有爆竹声星星散散传来，街上人车稀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硝烟与寒冷混杂而成的孤独的味道。头顶上，不知何时开始飘起了雪粒，橘色路灯下，像是丝丝金线。我抬头望着被城里的夜光搅乱的天空，忽然有种人生苦短的苍茫。
2019年一个秋日的午后，因晚上要和几个市里的客户吃饭，绕路去一个朋友的店里拿些烟酒，再次路过那处地道桥。桥下车流滚滚，东去西往的路人行色匆匆，神情漠然。旧书摊曾在的甬路似乎变得整洁新鲜了很多。田蕾婚后曾带着一起给我送过钱的男人来太和找我买东西，他是个热情的人。当年买的那三本书早已压在老家杂物间的书箱里多年。疲惫的光景里，奔波冲淡了无数过往，也包括曾无限激情许给自己的誓言。如今，和平路上建了高架，城市管理也更加规范，想必不会再有旧书摊。清澈的傍晚，夕阳的余晖也不可能再倾泻到这个有故事的角落了。
2019年12月24日
2020年6月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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