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一五丨反冒进（3-13）

第十二回 反冒进：邓小平婉拒总书记   柯庆施险些当总理

一、“八大“召开

1、《论十大关系》

1955年11月7日起，刘少奇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逐个找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个别谈话。这年1月12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向他汇报工作时，偶然谈及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的汇报，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对薄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于是，在1956三四月间，毛泽东总共听取了43天的汇报。这次听取各经济部门的汇报，被认为是毛泽东“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他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就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要关系开始进行归纳。4月25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2、“双百方针”

事实上，早在1951年，当时，国内关于京剧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另一派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他主张不单是京剧，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

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

“双百方针”一经提出，知识分子的热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建国前就已经很著名的许多作家，周作人、沈从文、梁宗岱等在沉寂了很长时间后，开始积极写作。然而，一年后，政治形势突然逆转，“双百方针”被称作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斗争手段，那些在“双百方针”背景下露头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打成“右派”。

3、“一线、二线”的设想

1953年，毛泽东提出“一线二线”的设想后，他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高层会议上，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八大”闭幕后，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

八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碰头会。动员邓小平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邓小平一再推辞。毛泽东：“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邓小平于是没有再推辞。

二、反冒进

1、又快、又好、又省”口号提出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国有化，是中共建国的基本目标之一。1955年3月毛泽东指出，中国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概况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然而，农业合作化意外地取得成功改变了人们对工商业改造的最初设想。如何将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平稳地引导到合作化的道路上，这确实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心中无数。令人惊奇的是，合作化速度不仅比苏联快，而且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社会秩序稳定。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等中央高层对个人意志的自信，开始把眼光转向工商业改造。原来设想15年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来压缩到两三年，最后仅用一两月就完成了。形势发展之快，再次令毛泽东感到意外。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作了序言。从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起，毛泽东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表露出来。 

    然而，与毛泽东的心情有所不同，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感觉却并不轻松。2月8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

2、对“反冒进”的公开批评

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的问题。五天后，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讲话，并且一开始就讲“上马”与“下马”的辩证法问题。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表面看，毛泽东在谈哲学问题，其实用意并不在此。

尽管如此,经过充分讨论,八届二中全会仍然接受了周恩来、刘少奇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并且在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以及会后的经济工作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

此时的毛泽东,对持续开展的反冒进持保留态度。但是,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决心,并未发生丝毫的改变和动摇。

1957年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公开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

紧接着,毛泽东先后亲自审阅了《人民日报》名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两篇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

6亿中国人民在认真学习这两篇社论中,进入了极不平凡的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尖锐地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

周恩来13日他才赶赴南宁参加会议。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周恩来只好答：“写不出。"

毛泽东接连不断的声色俱厉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周恩来19日晚在会议上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之后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再次检讨。

3、“头号标兵”

而南宁会议上的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在1957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将长达3万字的报告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

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1964年10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次年4月9日辞世。

此时的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常委们都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此时的邓小平便以书记处向政治局提出：“总理还是周总理，没有必要更换总理”的意见，才让毛泽东没有最后下决心。但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