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 反右运动：马寅初提案被搁浅 储安平谏言遭批判
【引言】1957年7月，反右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泽东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一、马寅初和他的《人口论》
1、邵力子的公开呼吁
说起计划生育，都知道马寅初，许多人却不知道是邵力子“催产”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邵力子是新中国之初少有的几个最早提出并倡导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之一。而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
邵力子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他父亲分居，一直分居了10年多后到绝经为止。邵力子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他的妻子在怀上第六胎时,痛苦无以名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他妻子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人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1950年,他后来的夫人傅学文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生育会北京分会的会长。于是,他把自己过去就主张的节制生育概括为“计划生育”。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到村民安居乐业,相处和睦，但袅袅炊烟的乡村生活景色之中，满地奔跑的幼童多，使邵力子在欣喜之余陷入沉思。他对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1954年9月1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来说，的确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2、马寅初提出建议
要全力推进计划生育,邵力子感到孤掌难鸣，于是，他想到了浙江绍兴同乡马寅初。1955年春，邵力子约了卫生部长李德全去拜访马寅初。还没等邵力子、李德全开口，马寅初就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三次去浙江视察。经我的调查。如果以保守的每年3%来推算,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将达9.8亿，50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于是撰写了专著《新人口论》后，送给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建议他一方面公开出版,一方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一次专门的书面发言。在57年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 马寅初正式提交了“中国的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提案。到了广泛的回应。他还被请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人民日报》为此全文刊发了马寅初的提案。
风云突变,反“右”骤起。1957年春夏反右运动，使数月之前还受到称赞的马寅初，也带上“右派”的帽子。之后，邵力子、马寅初虽不断地提出计划生育,并向周恩来多次真诚相告。周恩来为此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笑着对周恩来说了两句话算是答复:“恩来啊,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这事从此被否决。
1953年中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证明，中国早已经不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是令人震惊的6亿人口。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总人口已接近7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已达10亿。也因此有了“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调侃。82年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写入了：“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二、从整风到反右
1、整风运动（“阳谋”）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希望党外人士、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显然，这样做，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2、“引蛇出洞”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号召他们畅所欲言，向党提批评意见。在座谈会上，党外人士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5月2日至5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万余条意见与建议。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开始被批判。至此，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很快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邓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毛泽东起初划定3000人，后来延至6000人，但最终波及55万人之多。一大批中共党员、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下放劳动改造。其中“五大右派”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章伯钧，《光明日报》社社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首。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1966年8月31日，储安平与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杀。老舍去世，储安平则自杀未遂，”文革“中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随后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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