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哐当一声，像瓦片一样落下来。阎连科的文字嘭的一声，将残酷现实、真实人性狠狠地砸向人们。《日光流年》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故事荒诞不经，譬如隔绝人世的村庄，譬如毫无缘由的病症。但是，这部小说是一个大世界人类心路历程的缩影，在生与死的拷问间，探求夹缝中生命挣扎的原初的意义。
在古今中外的很多小说中，都有着桃园的构架，与乌托邦不同，桃园是逃离世事，而乌托邦是改造世界。在《日光流年》中，耙耧山脉的三姓村的存在与桃园极为相似，都是为了避难而建立村庄，都在最初黄发垂髫、怡然自得。但是，与桃园不同的是，三姓村的苦难就如宿命般无缘无故的从天而降——喉堵症，因为这个病症，村里的人都活不过四十岁。为了改变现状，村里人四代挣扎抗争，却终究敌不过天命，一代比一代悲剧。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场悲剧?司马蓝为了修水渠拼命想活到四十，家人为他卖腿皮，爱人为他卖身……为了生存，人性渐渐可以被舍弃，人们像牲口一样活着。最后，司马蓝死了，死于他无望的理想，死在他爱人腐烂生蛆的尸体旁。难道，这些酿造悲剧的原因只是农民阶级的愚昧吗？这样的认识过于浅薄，阎连科并没有想要得出绝对的结论，他只是在问，问这个世界，生存的意义，斗争的意义，追求权利、理想、金钱的意义。三姓村虽然偏僻隔世，但是在他们与外界进行的极少的交易中，我们不难发现，外界世界的变迁也在左右着三姓村的命运。在抗战时期买腿皮有出路，而之后战争的减少和新政府的腐败让三姓村做了冤枉买卖,还有之后在人物对话中对文革的映射，无一不在暗暗讽喻现实。也就是说，在一个荒诞世界里的探究，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拷问，三姓村是虚构的荒诞的，但是现实未尝就不荒诞，这正是这部小说巨大的张力所在。
《日光流年》的语言正如小说的名字，如日光般一泻千里，如流年般永恒如梦。然而，这样酣畅淋漓的文字，书写这残忍嗜血的现实，如温柔地揭开血淋淋的伤疤，自始至终都透露着一种情感，那就是绝望。读《日光流年》是看不见希望的，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撕裂的人性之上，这样的希望胜似绝望。在这样的绝望下，深切的苦痛直击读者心灵，让人不得不去面对，去思考。鲁迅先生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三姓村的抗争是愚昧的，但是，他们与命运斗争的勇气，是最值得赞颂的。
小说的叙述手法和结构更加为小说增添特色。作者采用“索源体结构”，将故事倒放叙述，从司马蓝之死到司马蓝之生，引导着读者去索求因果。巧妙之处正在于此，我们想要寻求的因果，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小说绝望的气息更加浓郁，苦难的果报的出现，其因缘大概就只能是天意了吧。
生与死是永恒的话题，人类孜孜不倦地讨论着它，然而，有多少人能够直面生命真正的残忍。这世间的痛从何而来?三姓村本是桃园，最后沦为地狱。其实，不正是人们过于执着着生死，忘记了刚刚诞生时自己的纯粹，从而陷入了循环往复的生死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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