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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起点——《万历十五年》

明朝灭亡的起点——《万历十五年》

作者: 拆书家小强 | 来源:发表于2019-03-10 22:04 被阅读44次
    明朝灭亡的起点——《万历十五年》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的第16任皇帝。万历十五年,就是明神宗当皇帝的第15年,他24岁,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朝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年,属猪。

    这一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里,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这一年却是我们的大明帝国走到它发展尽头的一年。这本书,作者从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思想家五个角度写了国家的发展状况,道出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的根源。

    皇帝的励精图治和宴安耽乐

    万历是9岁即的皇位,在先皇隆庆帝去世无人援助的情况下,一个孩子要治理国家,显得有点弱不禁风。慈圣皇太后有心无力,因为古代的女人除了武则天和慈禧,没有哪个可以摄政。所以,年幼的皇帝不得不倚仗翰林院的各位大学士来管理国家,而做出突出贡献的第一位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第一个贡献是:献计拿下了不把小皇帝万历看在眼里的前朝首席内阁大学士——高拱。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还给皇帝编教科书。所以他替代了高拱的位置,成了万历皇帝的第一任首辅。

    年幼的万历,从小都是张老师教的,现在自己又没得指望,所以国家大事的真正决策人仿佛是张先生,而皇帝自己只是那个最后盖章的人。一开始的时候,皇帝是励精图治,不信佛教的皇上,竟然为了给百姓们祈雨,亲自走出皇宫几里地,虔诚的在神坛祭拜,为万民祈福。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皇帝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很多事他想要自己拿主意,可是张先生太过“聪明”,他利用自己的首辅职位,早已串通了底下的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所以皇帝的很多想法得不到实现,总被以张先生为首的文官集团限制在条条框框里。

    导致万历由励精图治到宴安耽乐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立太子的问题。皇帝的长子生母是恭妃王氏,而皇帝真正爱的是淑嫔郑氏,郑氏所生的是皇三子,为了表达自己对郑氏的情意,万历执意要立皇三子为太子,而众大臣以伦理道德为由,不同意皇帝这么做。所以,皇帝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实权”,就选择了所谓的“无为而治”。

    皇帝,人称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万历看来,他不过是替老师发布命令而已。他想出宫,大臣不行;他想封自己的爱妃为贵妃,大臣不行;他想立自己喜欢人的儿子为太子,也不行。说好的一切权利在你,其实都是骗人的。

    也许是对大臣们失望,也许觉得自己太软弱,他不满于群臣的限制,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做出改变,最终只能选择消极对抗。一个大国的最高长官,他以这般态度对待自己的国家,哪有不亡之理。

    首辅的“和稀泥”

    再说说开国首辅张居正,他聪明、果断且有魄力,他的十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但是泱泱大国,文官制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过于严厉的要求,和急于改变的心态,必定抗拒横生。在世时,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压制那些反对派的声音,可死后呢,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

    张居正死后,接替他的是申时行。申时行是因为才能卓越被张居正提拔起来的,得到首辅之位实属意外,因为比他资历深的翰林院学士都病死了,只剩资历最浅的他了。他时刻警惕前车之鉴,没有了前几任趾高气昂的姿态,温和谦卑倒是得到了文官集团的几分尊重。

    如果说张居正是独断专行,那么申时行就是和事佬。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于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意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他只是从这些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在当时的明朝,文官是国家主要决策集团,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意愿办事。张居正忽略了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而申时行看清楚了这一点。

    所以,从实际出发,首辅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官双重性格的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至于被人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当然因为他对待群臣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是“和稀泥”的态度,所以在位期间遭到了以年轻京官为首的联名弹劾。庆幸的是,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里面“保皇党”的私心,他没有偏听一家之言,而是惩罚了弹劾之人,这使得申时行的首辅位置更牢固了。 

    可是,就算是命运的安排,也有时间的尽头。在因为立储之事,皇帝放弃了对群臣的诚意,所以皇帝和文官之间的关系冷到冰点。他的再三委婉劝谏并没有改变皇帝的主意,时间也没有再给他最为合适的说这件事的时机,所以时势逼的申时行只能引咎辞职。

    古怪的官僚模范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与世长辞。历史上,海瑞是一个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海瑞本是隆庆皇帝的大臣,因为直言劝谏隆庆帝枉为人君,被锦衣卫抓起来在狱中住了10个月。因为好名声在外,隆庆帝若是因为他的劝谏言辞太过激烈而杀了他,那么海瑞会名留史册,而皇帝则要被世人诟病,所以只能关着。

    好在不久后,隆庆帝驾崩,万历即位,海瑞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事应该有阴阳之分,他肯定用他自己的标准去要求部下,应对上司,所以他的派任,竟然让人事发起了愁。

    两朝元老,又名声在外,性格古怪,又不能轻易怠慢,所以只能给了一个不用负实际责任的高职位。海瑞,作为一个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他怎么可能

    安于现状。说他不懂阴阳,但他却做出了让大家刮目相看的事情。

    他向皇帝递交辞呈,说自己最应该报答皇帝,但现在却没有实际事情可做,心里不安。看似他要求自我罢免,实则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罢黜我这样一个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所以最终文渊阁和吏部向他低头。

    上任新巡抚之后,他企图限制富户过多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因此他强硬的采取了一系列不符合当时时势的措施,其中包括接受大批的退田申请的诉讼。根深蒂固的贫富交易陋习,并不是一朝一夕凭借一个人的能力就能改变的,所以不久他便卷入了大量的纷争中,孤立无援。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查,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失败以不待言而自明。

    孤独的军事将领

    1587年12月12日,又一人物去世,这就是戚继光。他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1555年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正在经受着倭寇的蹂躏,悲伤和惶恐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五十至七十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录腹地后,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总杀伤竟有四千之多。

    面对这样的局面,戚继光要击败倭寇,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他在自己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有条不紊的写出了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办法,规定月饷数字,拟定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

    由于他带领的部队纪律严明,想法以及决策符合当时国家的军备问题和政治,甚至自创独一无二,适合自己军队作战的兵法,所以几乎无往不胜。与他同样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俞大遒,就没有什么战绩。因为他的建议总是需要更多的地方军队,甚至国家给予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而文官集团并不能接受他作为一个武官的思想。相比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的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它的天才的将领。他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

    从戚继光的成功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想成功,并不是外界有没有给到自己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是自己有没有顺势而为。我们总是要求太多,看到自己拥有的太少。虽说戚继光为国家的和平安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却因为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而被革职,郁郁而终。一个好将领的失去,谁能说不是国家军事的巨大损失?

    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李贽,万历年间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152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552年,中得举人。中举后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再耐心拼的进士及第的资格,即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职。之后,他多年沉浮于下僚,位卑俸微,郁郁不得志。七年之后,才勉强得了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

    李贽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人,但是他有一个标准型的贤妻良母的妻子,什么对丈夫有好处,她哪怕是牺牲自己也要依顺丈夫。在他53岁,正官运亨通的时候,他选择了退休。妻子不能理解,但也选择了原谅,让他回老家颐享天年,他却说什么也不肯回去。

    不回去是因为他想自由?NO,是因为当时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一个人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做官的这种荣誉,接受者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所以在家族人眼里,李贽是功成名就,那么回到老家找他接济的族人就会很多,不帮助你会被家族人唾骂;帮助吧,他根本没那个能力,因为退休后,他连自己的住所都没有,多年寄宿在不同的友人家里。

    在当时,明朝社会的主流思想分为两派:“心学”和“理学”。理学派以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为主导,而心学派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

    李贽当然是心学派的代表人物,最突出的体现是:他能坦白自己做官的本来目的就是名利,而不是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

    李贽的一生著有《焚书》和《藏书》两本书,这两本书中的思想和论述对于后人今天的研究算是留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地了解当时思想界的苦闷。他的贡献是伟大的,但最终在1602年以剃刀自刎于狱中。

    这本书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太细,作者站在当今社会看历史,以“大历史观”的角度写下了这本畅销的经典史书,我以自己浅薄的看法写下了这点文字,也当作是记录,印象最深的不过是戚继光留下的做人做事的智慧,其他的留给读者去领悟吧。

    若有深刻见解者,欢迎留言,欢迎讨论,恳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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